北海四排轮式洗砂机价格的简单介绍

引言

1958年的昆明城外，56岁的张若名久久伫立在盘龙江边，随后便纵身跃入江内。而这位女性便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五四运动的领导者，天津“觉悟社”的创始人，中国第一位留法女博士，更是周恩来的初恋女友。

然而，她虽然胆识过人，才华横溢，却命运多舛……

图|张若名照片

1902年，张若名出生于河北保定清苑县温仁村的封建大家庭中。1916年，年仅14岁的她成功考入天津直隶北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和邓颖超成为同班同学。入学不久，她便以出色的写作才华逐渐崭露头角，各方面表现都非常积极。

1919年爆发“五四”运动后，张若名积极投身于学生爱国运动，被选拔为天津学生联合会评议会主席、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评议部部长。

6月27日上午，天津各界联合会派张若名、刘清扬等几位代表火速进京，直奔新华门签署请愿书，强烈抗议中国代表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

在各界爱国志士和青年学生的坚持抵抗下，总统徐世昌妥协退步，人民也胜利了。经过这次血与火的洗礼，张若名这位如花似玉、胆略过人的小姑娘一时间便成为名噪一时的巾帼英豪。

8月27日晚上，张若名和周恩来、郭隆真等革命青年等人来到北平参加了近代史上著名的“八月反马良运动”，但却不幸被捕。慑于民怨声威，反动政府不得不将周恩来、张若名、郭隆真等被捕代表全部释放。

图|张若名（中间）与邓颖超（左二）在天津女师读书时的同学照

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天津逐渐形成了两支学生队伍：一支是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为主的女界爱国同志会，另一支是以南开学校、高等工业学校、官立中学为男校的天津学生联合会。

由于这两个组织从未在一起联合行动，还没有一个统一的领导机构。于是，周恩来便开始思考应该如何将这两支队伍整合起来合并成一支统一力量。

9月2日，在赴北京请愿返回天津的路途上，周恩来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应该尽快将两会的骨干分子组织起来，形成一个更加坚强有力的团体作为爱国运动的领导核心。

回到天津后，周恩来便立即开始着手组织建立觉悟社。一周过后，两个学会分别列出了初步名单，天津学生联合会列出10人，女界爱国同志会列出8人。为了体现出男女平等，女界爱国同志会又补充了两名骨干。

图|年轻时的周恩来

经过一番紧张的准备，天津爱国学生进步团体觉悟社便于9月16日在南马路草场庵天津学联办公室正式成立。

在这次成立大会上，周恩来发表了庆祝觉悟社的演讲：

“今天参会的人，都是受到20世纪新思潮的启发，也觉悟到中国社会要从根本上取赢得解放......今天我们要出版刊物，组建团体来改造我们的思想，唤起民众的醒悟，以求对社会的改造。”

9月21日，李大钊还来到天津发表演说，对社员表示支持和鼓励。觉悟社刚刚成立，便成为来一直领导反帝爱国运动的核心力量，成为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之一。

觉悟社将女界爱国同志会和天津学生联合会合并在一起，让女社员和男社员享有同等的地位。但在当时，男女在一起是伤风败俗的事。为了免去流言蜚语，觉悟社规定：禁止男女社员发生恋情。周恩来立志振兴中华，投身于救国事业，便坚定了独身主义。

图|觉悟社成员合影

为了斗争的需要，觉悟社便决定用抽签的办法，以号作为写文章和通信的名字。邓颖超抽到的是1号，化名为“逸号”，周恩来抽到的5号，化名为“伍豪”，张若名抽到的是36号，化名为“衫陆”。

在《觉悟》1920年1月20日第一期刊物上，张若名发表了长达7000余字的《“急先锋”的女子》一文，全面论述了妇女解放事业，是中国妇女解放史上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献。

1920年1月29日，周恩来率领数千人来到北京共同请愿，要求释放被捕代表，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据《警厅拘留记》中所载：

“演讲半点钟后，群往省公署，推举男 女代表周恩来、于方舟、张若名 （女师范学生）、郭隆真四人求见省长。”

图|前排左一为张若名、四排右二为周恩来

下午5点左右，周恩来等人被保安警察关押到警务处。一路上，他们振臂高呼：“打倒卖国贼！誓死不屈！学生万岁！同胞万岁！”此外，他们还正式签署了声明：“本次请愿活动，由我们四人全权负责！”

在监狱中，他们宁死不屈，大义凛然。第一天，张若名在日记中写道：

“……很快乐的。”

虽然张若名无法见面，但两个人依旧关心着彼此。在日记中，周恩来记载：

“张若名病了几天，今天才知道，去信问伊的病状，接伊的回信知道 好了点。”

为了防止不测，周恩来将自己写好的两篇手稿《我的忏悔》《独身主义》交给张若名，而张若名也将自己在狱中的日记交给周恩来。在狱中，两人患难与共，产生了情愫。但由于坚持“革命就要独身主义”的思想，两人并没有将自己内心的真实情感挑明。

1920年7月，在邓颖超和觉悟社社员等人的积极奔走和各方营救下，反动当局干部被迫将周恩来、张若名等人释放。为了他们的安全着想，觉悟社便让他们赴法留学。

图|周恩来在法国留学时的合影

11月，张若名和周恩来等人乘坐“波尔多斯”号邮轮从上海来到法国。1921年，经刘清扬、张申府等人介绍，周恩来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加入中共旅法小组，后发展为旅欧支部。

刚到法国时，张若名和郭隆真都在巴黎云母片厂半工半读。一段时间过后，她已经可以流利地阅读和翻译马克思主义的法文原著。

在周恩来的建议下，她还在法国《赤光》杂志上发表了中国妇女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阶级斗争》《剩余价值》《帝国主义浅说》等文章。此外，张若名还经常为国内的《妇女周报》《晨报》等报刊撰写通讯。

1922年，张若名化名为“一蜂”还参加了由周恩来、赵世炎、李富春等人创建的中国少年共产党。

图|张若名早年的照片

在法国留学期间，随着自己学识和年龄的不断增长，周恩来逐渐意识到恋爱和革命并非对立。在给表哥陈式周的信中，他写道：

“吾虽主无家庭之说，但非薄爱情者，爱情与家庭不能并论之见，吾持之甚坚。”渐渐地，周恩来开始放弃独身主义。

据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和他的世纪》一书中写道：

“但是，他似乎爱上了另外一位姑娘，她的名字一直被小小翼翼地保密。”

而周恩来爱上的这位姑娘，便是张若名。

当周恩来和张若名放弃独身主义思想后，这对惺惺相惜、患难与共的战友很快发展成为恋人。初恋是美好的，多年后的周恩来依旧念念不忘。在回忆起自己和张若名的关系时，周恩来对侄女周秉德说：

“开始，我们的关系的确不错。在法国巴黎，我们先后加入中国少年共产党，采取相互教学的方法学习马克思主义。张若名的法文比较好，她女子的形象也便于隐藏身份，便让她担负和法共秘密联络的任务。”

图|张若名晚年照片

1924年1月21日，无产阶级领袖列宁去世，法国共产党里昂支部决定举行追悼大会，但法国政府不允许外国共产党的参加。

此时，周恩来已经不是“少共”书记，新任的书记任卓宣专横跋扈、激进盲动，他坚持派张若名参加大会并发言。大会上，她不小心暴露身份。险些被当局驱逐出境，长时间被警察跟踪盘查。

于是，张若名和任卓宣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再加上她的出身问题，在党内也受到了严重的审查。心中异常愤懑和委屈的张若名经过激烈而又痛苦的思想斗争，最终决定退出“少共”，决定留在法国专心读书。

而周恩来和张若名之间因为价值观的不同，志向不同，感情也没有走太远。最终，周恩来下定决心结束了这段恋情。后来，周恩来和侄女周秉德谈及两人分手的原因说：

“初恋总是特别美好的，分手这个决心并不好下。原先我也做了努力，多次劝她，希望她能正确对待，希望她更坚强一些，不要因为受点委屈就退党，但她听不进去。她说自己累了，想从事文学研究工作，再不过问政治了。”

图|周恩来与周秉德

就这样，周恩来和张若名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两人分手后，周恩来开始思考自己究竟应该寻找一个什么样的伴侣。最终，她决定选择了尚在国内的邓颖超。

周恩来在旅欧期间，一直和国内觉悟社的成员保持着书信往来。当然，其中就有邓颖超，但她一直没有往男女关系那方面想。邓颖超也知道周恩来坚持独身主义，后来知道他在法国和张若名之间的恋情。

所以，周恩来后来给邓颖超写信时含蓄地表示，她都没有从其他方面想。1923年春天，邓颖超收到来自法国巴黎寄来的一张明信片。邓颖超拆来一看，画面上是三个披着金色秀发的美丽姑娘正在迎风奔跑。

在明信片背后，周恩来用苍劲有力的笔迹写道：“打破一向的束缚，奔向自由自在春天，勇敢地奔啊奔！”邓颖超这时才意识到，周恩来对自己的感情。但平静下来后，她不免有些顾虑，他知道周恩来一向抱定“独身主义”，还知道周恩来和张若名才是一对璧人。

图|周恩来与邓颖超合照

于是，邓颖超在信中委婉地询问：“你不是一向抱定独身主义吗，现在有什么新的想法。”很快，周恩来便回信回答了邓颖超的疑问。就这样，邓颖超被周恩来的深情深深打动，从长期的纯洁友谊升华为坚定的爱情。

1924年10月，张若名在法国参议员于格儒遗孀碧细女士的资助下，成功来到法国里昂中法大学读书。在法读书期间，张若名在郭隆真的介绍下认识了杨堃。杨堃是郭隆真的同乡，是里昂中法大学在国内招收的第一批官费留学生之一。很快，两人便确定了恋爱关系。

1928年夏，周恩来从莫斯科开完中共“六大”，取道来到法国里昂。在郊外的一个小咖啡馆中，他与张若名秘密见面。在交谈中，张若名告知他和邓颖超已经于1925年结婚，还特地传达了邓颖超的问候。

而张若名则汇报了自己这些年攻读硕士学位的艰苦经历。周恩来还和张若名谈到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形势。快要分别时，周恩来感慨道：“这次分别，还不知道多久才能再相见。也许我牺牲了，依旧看不到革命的胜利。即便如此，我依旧在所不惜。”

图|张若名晚年照片

看着这位昔日生死与共、朝夕相处的战友，张若名不由得热泪盈眶、心潮澎湃……

分别之前，张若名向周恩来保证：“我虽然已经离开党组织，但绝对不会出卖党的秘密和朋友，永远不会泄露党的机密。”

在法国里昂大学中，张若名是中国女子的骄傲。在校期间，她的导师赛贡教授十分欣赏她的优雅文笔和聪明才智，给予了她高度评价：“她的成绩是我们学院的光荣。”

1930年5月31日，张若名和杨堃在里昂中法大学礼堂内举行婚礼。在众多同学和导师的祝福下正式结为夫妇。

12月，张若名通过博士论文答辩，以最优秀的成绩荣获里昂大学文科博士学位。当时，和她先后来法国勤工俭学的女学生一共40多人，获得博士的只有她一人。张若名不仅是中国第一位女博士，更是中华女性的自豪和骄傲。

图|张若名和丈夫结婚照

不久，北平中法大学校长李圣章聘请她为北平中法大学福尔德学院当教授。1931年1月4日，张若名和杨堃这对夫妇抱着一颗报效国家的赤子之心，带着丰硕的学术成果，经苏联西伯利亚回到祖国。

在北平中大大学任教期间，张若名的生活安逸而又平静，致力于中法文化交流，专心教学，度过了17个春秋，杨堃则来到保送他的河北农科大任教，后调回北京。

1931年9月17日，她在交道口“道济医院”生下了长子，起名杨在道。1934年又生次子，起名杨在德。不久，他们一家从交道口迁到弓弦胡同30号，租住路南的一个前院。

张若名和杨堃每月有六百多元薪金收入，生活比较富裕。家中雇了一位保姆、一位厨师，还有一位“包月”的脚夫。一家四口，每逢星期天，不是游览北海，就是中山公园，过着当时高级知识分子家庭较为优裕的生活。

图|张若名和孩子在一起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军攻陷北平，中法大学被迫停办，性情刚烈的张若名誓死不在日伪统治下任教，坚决不为日本人做事。她宁愿在家中埋头读书写字，以此来排解心中的苦闷。

1946年夏天，张若名夫妇外出回到家中时，保姆告知他一位自姓王的教授戴着墨镜来找过他们。当时，张若名一家人住在沙滩北街嵩祝寺夹道的一个四合院中。

当她听到保姆介绍完这位王先生的身量、长相之后，张若名第一个反应就认为这人便是周恩来。因为周恩来参加军调处谈判，也在北平，住的北京距离张若名家中不远。

后来，杨堃回忆道：“这只不过是张若名的一个猜测。”自此，这位王先生再也没有出现过。而这件事，也成为两人的一个疑惑。

图|张若名与杨堃夫妇的合照

1948年，杨堃在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的邀请下来到云南大学担任社会学系教授兼系主任。因为担心国共划江而治，张若名便跟随丈夫一同南下来到云南大学中文系读书。

1949年，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时，她和北方的刘清扬等老朋友恢复了联系。在刘清扬的推荐下，她加入了民盟。

从1950年开始，张若名不断开始申请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每年，她都要交上一份长长的申请书。她如此执着，年复一年。虽然从来不被批准，但也从来不灰心。

此外，她还经常来找自己的入党介绍人，去听党课，汇报自己近期的思想情况。后来，杨堃回忆道：

“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我们两个全都是学习的积极分子……张若名步步紧跟党的号召，毫无保留的献身于党的各项革命运动。”

1955年，周恩来提起张若名说：“秉德你知道吗，在我和你七妈结婚之前，我在巴黎之前还有过一个女朋友，长得还算是不错。”

图|周恩来与邓颖超

一边的周秉德怀着疑问询问邓颖超，邓颖超说：“和你伯伯一起去法国的张若名，我们原来和她的接触比较多。我曾经以为，如果你伯伯当初不坚持独身主义，和她还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而且我们觉悟社的同志们都是这么认为。”

这一年4月8日，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来印尼参加亚非会议途中，曾秘密经过昆明。当时，国民党想方设法要暗杀他，图谋阻止他出席这次会议。

在如此紧张的氛围下，周恩来依然利用这次机会特地接见了张若名和他的教授杨堃，几人还一同共进午餐。一见到张若名，周恩来便感慨道：“多年不见了，我代表小超代若名姐问好。”

在交谈中，周恩来深情地回忆起几人当初一起闹学潮、坐监狱、在欧洲的种种往事。谈到张若名在1922年入党的事情，周恩来说：“当初你参加的是团组织，还不是党组织。”也有人认为，周恩来这么做是为了保护张若名，因为退团要比退团的分量要轻。

图|周恩来夫妇

自从这次和周恩来见面，张若名深受鼓舞，精神抖擞，干劲十足。1958年，张若名离开人世，享年56岁。

时隔多年，当周恩来和邓颖超得知张若名去世的噩耗后，悲愤交加。1980年11月27日，党中央正式拨乱反正。而在邓颖超的亲自过问下，云南大学党委终于正式为她正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