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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江西宜春市万载县的一名伐木工偶然捡到一枚银质印章。当这枚印章的踪迹被县政府发现后，立刻派遣当地公安局调集3辆卡车的警力去发现印章的地点全面搜查。

为何一枚银质印章能够引起警方的高度重视？这枚印章的现世对于新中国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1964年刚打春，万载县的伐木工人郭桃仁接到县林场的通知，前往县城林业局做一场工作会议。

收到通知后的郭桃仁急匆匆地带着一根笔和一本破旧的笔记本赶往县城。

别看他笔纸齐备，实际上大字不识几个。开会时，郭桃仁在本子上一顿鬼画符，领导见他认真记笔记，走过去一看，发现他记的笔记比战时的密码本还要神秘。

出于好奇，领导拿起郭桃仁的笔记本认真端详，越看越觉得这就是鬼画符，无奈之下将他的笔记本合上，生怕再看一眼就让自己变成了老花眼。

笔记本被合上后放在桌子上，封面的一个印花引起了领导的注意，只见郭桃仁笔记本上的印花赫然印着一个地球的花纹，地球中间是交叉的镰刀和锤头。虽然周围的字非常模糊，但也能隐约看清上面写着“中华苏维埃”等字样。

领导原本的笑容在看到印花后瞬间消失，紧接着神情变得严肃而认真。领导目光犀利地盯着郭桃仁问道：“笔记本上的印花是从哪来呢？”

老实憨厚的郭桃仁满脸疑惑地望着领导，全然没有发觉，周围的气氛发生了变化。

郭桃仁支支吾吾回答不上来，领导也没有继续追究。林场会议开完之后，万载县的大喇叭突然传出：“请官元山林场工作队队长郭桃仁到县公安局接待处！”

刚出会场的郭桃仁听到大喇叭的传话，还没反应过来时，周围突然迎来了两名表情严肃的公安干警将其带到了县公安局中。

进入公安局后的郭桃仁明显慌了，心中快速将自己人生中做的所有事情过了一遍，想来想去也没有想到自己到底翻了什么错才会被“请”到公安局。

公安局接待处的民警看着慌张的郭桃仁说：“你坐下，把笔记本拿出来。”郭桃仁小心翼翼地将笔记本递了上去。

公安指着郭桃仁笔记本上的印花问道：“这是什么东西印上去的？”

郭桃仁看着严肃的公安干警，满脑子问号，晌午领导刚问过怎么又问一遍？不过郭桃仁还是松了一口气，只是问印花是什么东西印的，老实回答就好：“那是我兄弟捡的一个印章，随手印上去的！”

公安问：“捡的什么印章？在哪捡的？”

郭桃仁已经反应过来，自己会被“请”到公安局，完全是印章惹的祸。于是他也不敢说谎，老老实实地将发现印章的所有经历一股脑全告诉了公安干警。

公安将郭桃仁的话记成笔录，然后匆匆上交给了上级领导。

第二天清晨，3辆卡车从万载县的公安局驶出，上面坐满了神情严肃的公安干警和基层民兵，对郭桃仁兄弟捡到印章的地方进行了地毯式搜索。

一枚印章竟能引起公安局如此兴师动众？这枚印章又是怎样落在郭桃仁兄弟手中的？

那还是1963年10月的一天，郭桃仁和弟弟郭兴仁照常到官元山上的林场工作。可能是天气突然转凉肚子受了风寒，正在干活的郭兴仁对哥哥说：“哥，我闹肚子，先去方便一下。”

郭桃仁看着五官被拧成麻花一样的郭兴仁说：“就你事多，赶紧去，不要跑太远了。”郭兴仁应声而去。

由于在山中干活，也顾不得找厕所，郭兴仁跑到稍远的树林边开始了方便。肚子疼也不是一两分钟就能解决的，蹲下方便的郭兴仁闲来无事，在附近扒拉着落叶打发时间，没想到就是这一扒拉，翻到了一个埋藏30年的箱子。

郭兴仁懵了，怎么随便找个地方方便还能挖出来宝藏？这个黑色的皮箱引起了郭兴仁的兴趣，也顾不上继续方便，起身就开始用手刨埋在土里的箱子。

经过十几分钟的刨土，郭兴仁终于见到了箱子的全貌，迫不及待地打开了这个尘封已久的黑色皮箱。

箱子中并不是他心心念念的宝藏，而是一打几乎要腐败的文件，和几个零碎的小物件。由于不识字，郭兴仁也没将这些文件当回事，只是认真端详其中一个保存完好的印章。

郭兴仁也不懂印章上到底写的什么，只是感觉这枚印章握在手中沉甸甸的，不像是普通金属。就在此时，不远处的郭桃仁喊道：“你是打算蹲一天吗？还有很多活要干呢！”

既然皮箱中没有值钱玩意，索性就将他认为最值钱的印章装到口袋里，然后匆匆跑到郭桃仁身边继续干活。

晚上下班回到住处，郭兴仁神神秘秘地找到郭桃仁说：“哥，我找到一个好宝贝。”郭桃仁看着一脸傻笑的滴滴问到：“啥玩意？”

郭兴仁呵呵一笑，从口袋中掏出白天发现的那枚印章，对郭桃仁说：“哥，这就是我找到的好宝贝。”

郭桃仁看着眼前乌漆墨黑的印章，还没等他嘲笑弟弟的无知，只见郭兴仁端来一盆清水将印章放在水中，经过揉搓清洗后，一枚银质通红的印章映入眼帘。

两人坐在一块仔细端详着眼前的印章，感觉材质非常像“袁大头”的材质，也就是说这枚印章就是银质的。

不过兄弟俩十分好奇，普通的印章谁又会用银子来做啊？郭桃仁想起来自己曾经去县里按手印还存了一份印泥，于是拿起印章蘸上印泥，“啪”的一声往笔记本上一盖，笔记本上出现了两行繁体字。

虽然兄弟俩都是大字不识一个，但想到这是银子做成的印章绝对不一般，于是郭桃仁对弟弟说：“果然是个宝贝，不过咱也不知道这有啥用，先留着吧。”

后来就到了郭桃仁去县城开会，被领导看到笔记本上的印花，于是就报了警。当时公安还以为是郭桃仁残害革命先烈后才得到的印章，所以十分重视。

不过等郭桃仁交代清楚印章来历后，警方迅速出动3辆大卡车的警力到郭兴仁发现印章的地方搜索。

车上，县公安局局长作为一名参加过革命的老红军战士，给所有人交代了此次任务的目的：

1. 找到郭兴仁手中的印章，交给政府保管；

2. 找到埋藏在官元山中的黑色皮箱，以及箱中的文件；

3. 找到保管箱子的红军烈士遗骸，并以革命烈士的规格好好安葬。

100多号人在林区搜索了一整天，结果一无所获。最后只从郭兴仁家中找到了那枚保存完好的印章，公安领导见到那枚印章后长松了一口气，因为这枚印章对于我党来说有着非凡的意义。

说起这枚印章，它的来历可非同一般，可以说是见证了工农革命时期那一段伟大的恢弘史诗。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举行，当时参加这场会议的包含了党中央重要领导以及各地的军队、工人代表，甚至苏联、朝鲜、越南的重要人物也都出席了此场会议。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并且评选毛泽东同志担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主席。

为了将中央政府的机密文件传递到全国地方政权，出于革命形势的需要，特制了一批银质公章，用来批阅文件，而郭桃仁找到的那枚银质印章，就是其中“湘鄂赣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专用公章。

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政府发动了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抗日战争迫在眉睫。

1932年4月15日，毛主席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主席向全国宣布对日宣战，但此时的蒋介石却依旧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并且对共产党的革命根据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围剿。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我党决定进行战略性转移。其中，湘鄂赣苏区政府在转移途中，派遣了五名绝对忠诚的干部负责将党内机密文件以及公章转移。

这五名干部分别是王群（女）、刘伯芳（女）、易荣、邱思炎和张春吉。

当这五人接到紧急命令后，来不及多做准备，匆匆地将需要转移的机密文件和公章装进了一个黑色的皮箱中保管，随后跟随大部队一起转移。

转移的红军队伍在经过官元山时，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埋伏，损失惨重。五名保管黑皮箱的干部面对敌人的穷追猛打，为了不让箱中的文件落入敌人手中，就近将箱子藏在官元山的一颗大树下，并且做了记号。

在做好掩埋工作后，五人商量分散撤离，如果有任何一个人活下去，都要来到此地将箱中的重要文件和公章交还给党中央。

惨烈的一幕发生了，五名干部在分散撤离时不幸被敌人追上，先后英勇就义。一些红军老战士亲眼目睹了身负重要使命的五人葬身在敌人的枪口下，而他们埋藏的黑箱子就此遗落，直到郭桃仁兄弟二人意外发现。

这枚“侵染”过五名烈士鲜血的印章，记录着发生在革命时期的悲壮历史。承载着党和中华儿女不惧强权、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

在得知印章所蕴含的历史后，郭桃仁满含深情地说：“这是先烈们显圣指引我们找到了这枚印章，只是我们弟兄俩这辈子做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

印章被送到县政府后得到了中央高度重视。对于党中央来说，这枚埋没30年的公章，是记录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历史的无价之宝。

这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赣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印章由纯银打造，直径10.8厘米。外圈刻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赣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20个繁体隶书字，内圈刻印着一个地球，地球中间刻着镰刀和锤头组成的图案，象征着工农阶级。

后来，这枚承载历史的印章被认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安放在了中共湘鄂赣省委旧址纪念馆中，成为了几代人回顾历史，缅怀革命先烈的宝贵遗产。

一枚印章，见证了那段革命时期的艰苦岁月，也见证了中华儿女不惧流血牺牲，争取民主独立的美好愿景。

一枚印章，记录了那段悲壮的历史，记录了五位烈士面对反动派宁死不屈的坚毅品质。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