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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互联网 2022-02-03 23:11:28

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马黎

图片由常青提供

大家可不可以等我十分钟开封鹅卵石制砂机厂家报价？

2019年的一天，常青带着近20人在杭州参观石窟造像。经过满觉陇，朋友提醒，那里有一块造像。他一听地点，以前没有见过，临时决定，把游学队伍带去看那块造像。

这是一个独立的造像龛。他即兴讲起了风格、题材，谈了对年代的看法。

“这块造像是明代作品。技艺虽然不佳，但明代的造像在杭州并不多，应该发表它。特别是上面有一位挑担的僧人像，我在宝石山也发现过，是杭州很有特色的一种题材。”

他想测量这个造像龛的基本资料。大家帮他一起测量尺寸、方位，拍了许多照片。

满觉陇独立的造像龛

正在讲课的常青，现场记录满觉陇的造像龛资料

可不可以等我十分钟？他想起了28年前，在杭州第一次调查石窟造像时的情景。资贤寺、飞来峰、灵隐寺、胜果寺、梵天寺……每个地点，都会等他2到3个小时。常青站着一想，我现在掌握的资料可以写一篇简报了，才去下一个地方。

石窟造像，字落残碑，等不了人。

他知道只能追着它们。十分钟是十分钟，也会是二十分钟，两个小时，两天，或者20年，40年。

1.考古

常青一直想考美院，教画画的爸爸说开封鹅卵石制砂机厂家报价：这行不好，你不要学。你不是喜欢历史吗？你可以考历史系。

历史老师说，有个考古专业，你可以考。

可以可以。常青没听说过还有这么一个专业。

考古是什么？他家离西安碑林很近，哦，可能就是博物馆里的东西。

1981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报到（1983年从历史系分离出来，成立考古系）。

第一学期学旧石器时代，看古代猿人头盖骨和牙齿，如何辨认男人女人，还有打制石器。常青才发现，跟他喜欢的美术完全没关系，除了第二学期看到的新石器时代陶罐上的图案，他在笔记本上画得最多。

第三学期学商周，也不行，第四学期到秦汉了，还是不行。生产学习，他到了山东乳山县挖一批商周时代的墓葬，一个人挖了7座墓，他还是不感兴趣。

1983年11月，在山东乳山县发掘商周墓葬，时为北大考古系本科大三学生。

1984年春天，隋唐考古课来了一位代课老师，考古系系主任宿白。

宿白是北京大学考古系建系后的首任系主任（1983-1987），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的开创者和大成者，也是中国石窟寺考古的创立者。

他只见过宿白一次，那是两年前，1982年。

西安是大唐首都，他又是西安人，出于一种本能，以及一点天真，他想，以后的研究，就做隋唐考古吧。

韩伟送了他一本《考古与文物》，里面有一篇刚发表的文章，关于西安何家村窖藏金银器的。

韩伟，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主持凤翔秦都雍城遗址，发掘秦公一号大墓，法门寺地宫发掘、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等，全是明星项目。

你要不帮我把文章送给宿白先生，也可以跟他认识一下。你如果想学隋唐考古，必须得跟他认识。韩伟说。

带着刊物，常青去办公室找宿白。正准备敲门，他刚好开门出来。

您是宿白先生吗？我刚从西安回来，陕西考古所的韩伟老师让我来送一篇文章。

宿白接过，好，谢谢你。看也没看，就把刊物交给了另一个人，放进资料室。

气度非凡，威严。常青深吸一口气。

北大考古系有“五虎上将”。旧石器、新石器、商周、秦汉、隋唐各有一个顶流级的“代课老师”——吕遵谔、严文明、邹衡、俞伟超、宿白。

他惊讶于这位代课老师的讲义。

上课说的每一句话，宿白都写在讲义上，可以直接成书，读一读后来出版的《宿白未刊稿讲义》，便能体会到干货的密集程度。宿白很少谈自己，他的学生杭侃也说过，读者要想了解宿白先生的研究思路，只有通过他的论文和讲义。

上课时，宿白拿着讲义，直接读。没有幻灯片，常青怕落下，记的速度非常快。每个同学们都亚历山大，追着宿白念讲义的速度，还要临摹，速度慢的就跟不上了。

好，我们现在看一下唐代长安城平面图。他转身，在黑板上开始画——宿白的素描功底很好，大家终于可以歇口气，趁他画画时赶紧休息。

1987年7月，宿白与常青等合影于大同云冈石窟。前排左二为宿白，后排左一为常青

常青对宿白的课感兴趣，但依然觉得跟他爱的美术不搭调。此时，宿白的研究生马世长开了一门课：中国佛教考古。

马世长，师从宿白教授和阎文儒教授，攻读中国佛教考古学。1982年获历史学硕士学位，此后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和考古系任教。主要从事中原北方和西北地区佛教石窟考古研究工作。主要著作有：《莫高窟窟前殿堂遗址》（合著）、《佛教石窟考古概要》（合著）、《克孜尔石窟考古报告》（合著），主编《须弥山石窟内容总录》等。

马世长和樊锦诗是同学，当年，他们班有三个同学愿意学佛教考古，一块儿到敦煌实习，马世长、樊锦诗和段鹏琦(主持发掘汉魏洛阳故城)。

哇，怎么搞的，古代还有这么漂亮的画？！

马老师从敦煌来，他在幻灯片上打出了敦煌的飞天、彩塑等。

惊讶归惊讶，但常青马上发现，石窟寺考古和研究，完全是另一个新天地，跟他两年多来学的田野考古天南地北。

什么是石窟寺考古学，考古学家徐苹芳先生讲过：简单地说便是用考古学的方法来研究石窟寺遗迹。考古学的方法最基本的是层位学（地层学）和类型学的方法。但是，石窟寺遗迹属历史考古学的范畴，毕竟和史前考古学上的各类遗址不同，如何用考古学的方法来清理、记录和研究石窟寺遗迹，确实是一个新课题。

他觉得很难，可又被吸引。

班里33个人，只有他一个人愿意学石窟寺考古。学校为了鼓励这个小众专业，硕士研究生招五个人，最后从应届毕业生里要了3个，他是其中之一。

1984年9月，马世长给当时的敦煌文物研究所副所长樊锦诗写了一封信，我有学生来敦煌实习，请您帮忙带着参观。樊锦诗拿着钥匙，带着常青等四个学生看了一星期的洞窟。到一个洞窟，他就开始画平面图，临摹壁画，记了两大本笔记，几乎把所有重要的洞窟都看完了。

敦煌的笔记

常青在敦煌的笔记

什么叫看？

这不是一般的调查记录。宿白认为：中国石窟寺考古学，首先要对石窟寺遗迹作忠实的、客观的和科学的清理和记录，也就是他所称的考古学的记录，这种记录相当于考古学的发掘记录，它要达到一旦石窟寺全部毁废后，能根据记录恢复石窟寺之原貌。这个标准是相当严格的。

所以，宿白提出要对石窟测绘连续平面图、平剖面图，石窟内各壁立面和壁画实测图，窟顶实测仰视图，窟前木结构和遗址图，佛像实测和等高实测图，石窟解剖图或轴测投影图等。对佛教造像的记录，宿白特别强调要包括正视，左右侧视，后视和俯视图的测绘。文字记录要客观翔实地描述，凡所观察到的现象，事无巨细，全部记录。拍摄照片和录像尤其重要，它是记录石窟现状的唯一可靠的手段。考古学的壁画临摹要求百分之百地忠实于现状，包括残毁状况在内。

常青做了细致的观察。他在《中国石窟简史》里写：敦煌莫高窟所在的鸣沙山，是由第四纪初期的沉物酒泉砾石层组成的大小不等的鹅卵石和沙土的混凝物，石子虽然坚硬，但彼此间的黏力不大，虽可凿窟，但在上面雕刻就不行了，于是莫高窟只能在砾岩上抹泥层，再制作泥塑像或绘壁画。

鸣沙山的沙子不断往下滑落，积在刚修好的栈道上，除了清理沙子的工人，敦煌很少看到游客。樊锦诗打开门，一个工人正在门道上清扫。小心点，这些壁画拿金子都换不来。他听到她这样叮嘱。

1984年秋在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时为北大考古系本科大四学生

他和马世长从敦煌一路往东走，经过酒泉、张掖、武威，来到了兰州边上的甘肃永靖炳灵寺石窟。

现在，我们就以它为基础，重点来对付它。马世长对他说。

炳灵寺石窟第169窟，是我国目前所知最早的一个纪年洞窟（420年）。在窟内东壁与北壁交接部位，发现了一方墨书题记，最后一句话是：“建弘元年岁在玄枵三月廿四日造。”建弘，是西秦国王乞伏炽磐（412-428年在位）的年号，建弘元年，也就是公元420年。

炳灵寺169窟西秦彩塑西方三圣像

169号窟的题材内容非常丰富，塑像、壁画，很多都有题记，对研究稍晚的云冈、敦煌、龙门等其他洞窟帮助很大。“你碰到晚期题材，就要找它的渊源，很多可以找到这里。”

常青在洞窟里待了18天，测图，肉眼扫描所有角落。此前，没有人仔细比对分析过169窟中壁画之间的叠压关系。

虽然不再做田野发掘，但田野考古的研究与考察方法，深深影响着常青对石窟寺的研究。考古学的断代方法，主要是依据地层的叠压与打破关系，这种关系也往往可以在石窟寺的雕刻与壁画中见到，可以利用这种方法来为石窟寺断代。常青写成了对炳灵寺169窟塑像与壁画分期的文章。

写硕士论文时，宿白说，你这篇论文写得太粗了，要重新加强，变成硕士论文。

1990年答辩完，考古系要编以书代刊的年刊叫《考古学研究》，里面收的文章都是“五虎上将”类，包括向达、夏鼐这样的人物。宿白在编辑委员会上说，常青写了硕士论文挺好，建议收录。因为他的辈分最低，文章排在倒数第二个。最后一篇文章研究考古学方法论，作者是一位年轻老师，他叫赵辉。

常青后来出版的《长安与洛阳》论文集，把这篇文章放在第一篇，这是他在石窟考古研究的开端。

2.下洞窟

他的研究方法，深受宿白的影响。

“研究任何东西，都需要对总体有所把握，你得知道全国这个体系到底怎么回事。比如某个遗址、墓葬，它在全国范围内，在同样时代的遗址里，占有什么地位，然后才能真正了解它的意义。”

1987年，常青与宿白先生合影于宿白家中书房

宿白写凉州石窟、云冈石窟、南朝龛像、龙门石窟的论文时，也这样分析，它在全国到底占有一个什么地位。他写的文章，抓的课题，全都是龙头——这是宿白说的。

“全国的文化艺术就像一条龙，龙有龙头、爪子、身子，还有尾巴。你要把龙头抓住了，你就知道整个情况了，龙头起着主导的作用。”

宿白的中国石窟寺研究是从云冈和敦煌开始的，但他认为敦煌只是一个受中原文化影响的“末梢”——这是宿白的原话。

在长安和洛阳唐代佛教艺术的影响下，敦煌莫高窟造就了120多处精美的洞窟，时代属于初唐和盛唐，而敦煌接受中原文化的影响，要晚几十年。但是，因为丧乱，中原文化很多东西都没有保存，只在这个偏远的地点还保存着有确切年代的墨书题记，展示了莫高窟佛教艺术全盛时期的基本面貌。但是你要知道，每一个时代最繁华的文化，并不在敦煌。比如，敦煌有北魏的东西，有隋唐的东西，但北魏隋唐的繁华，在洛阳和长安。

“抓龙头”对常青的影响很大。他再次研究炳灵寺169窟——它不是一个龙头，却保留着十六国时期的石窟艺术风采。那么，这种文化到底是怎么产生的？是因为有一个龙头影响了它，这就是十六国里的后秦国。后秦的佛教艺术成就如何，我们今天已经看不到了，但深受后秦长安影响的甘肃地区，还保留着。因为著名高僧鸠摩罗什在长安弘法，才会有炳灵寺169窟，龙头和龙尾接上了。

常青也像宿白一样，研究龙头。龙头在哪，洛阳和长安。

前段时间，常青在龙门石窟研究院的一个研修班讲课。龙门对外接待的人很吃惊，常老师只在龙门待了三年，怎么对龙门这么熟悉。

研修班的一位学员问常青，龙门有什么盛唐以后的造像？

有的，常青说。东山有一个二莲花南洞，弟子跟菩萨之间各有一个线刻画，是河南府兵曹参军王良辅夫妇造的线刻释迦牟尼和药师佛像，大约在开元中晚期或天宝年间。对了，西山潜溪寺外，还有一幅线刻佛像，一般人也不会留意。

他当年在龙门的朋友，现在基本退休了。

只有贺志军、杨超杰老师还在龙门工作。有人问贺志军，常老师在那只待了三年，他怎么对龙门这么熟悉？

你不知道，人家天天下洞窟。

研究生毕业后，宿白让常青去龙门。他有一个观点，你要想研究石窟，必须得去一个石窟保管单位。只有这样，才能让石窟研究的力量壮大，把石窟考古报告的编写抓起来。

这个观点，常青是反对的。

“我认为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你到了一个单位，就是这个单位的职工，你写什么样的文章，才能被认可，才能给你加工资，都不是你自己能把握的。还有各种琐事。根本不可能在那时组织人力编写石窟考古报告。假如你要是在一个中央级的研究所，到龙门去出差、考察，那就和这个单位没有关系，就可以全力编写报告了。”

龙门不像敦煌，洞窟外没有安装木门。寒武、奥陶纪石灰岩凿的洞窟外，钢铁焊着栅栏，有半人多高，上面还有一排尖，防止人翻进去。

门上的锁，日晒雨淋，很快锈了。他有一把钥匙，基本打不开锁。于是，练就了一番跳栅栏的本领。尖跟尖之间很窄，跳之前他要考虑，把脚搁到上面，裤腿会不会被勾到。

当时，所里做研究的人不多，只有四个人。另外3个人，都是老师辈，比如温玉成先生。

温玉成，洛阳市龙门石窟研究院研究员，河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1964年7月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考古专业，同年分配到洛阳市龙门石窟研究所（后更名为研究院）工作，历任副所长、所长、名誉所长，1999年11月退休。

常青住在所里，只有他一人每天坚持下洞窟。

早上七八点，厨房开饭，味道一出，铃一敲，他就走过去打饭。8点，职工上班，他“下班”。

办公室离洞窟1000米左右，走过去20分钟。洞窟旁边——现在没有了，有很多商贩的亭子，卖食物和纪念品，亭子都被一张帆布包着。

路一点一点亮了起来，远远见着一个人在路上走。此时，商贩们一个个哗啦啦揭开帆布，千手观音一般的动作，然后各自散开，打扫亭子，整理货物。

只有他一个人在路上走，每个商贩都回头看他。他像一个怪人。

一天，有人终于忍不住了：我看你整天拿个夹子去洞窟看啥呢？

没啥看的。常青说。

他过去经常跟人讲，造像的微笑，神采的飘逸，背光的富丽，铭记上的书体神韵，带着纯真的的共情。天真之气，过了近40年，依然挂在常青的脸上，他好像一直很年轻。

这是独自在洞窟里，才能听到的声音，艺术的律动，万物的叹息。但听者无意，总是回答：我看，实在是没啥看的。以后，他就很少说了。

他要赶在晚上7点前回食堂吃饭。

天光落下，路上的灰度，逐渐变黑。他又带着本子原路返回，商贩们也开始一个个给亭子盖上帆布包。

晚风飘来远处的洞箫声。一只孤雁，穿云而过。

夜晚七八点后，常青拿着同事的洞箫，吹了起来，在龙门石窟研究所宿舍里。大学，他在军乐团里吹黑管，小时候学笛子，他也喜欢京剧、越剧、黄梅戏，还研究过交响乐。音乐是慰藉。这一切，深受父亲的影响。

“我父亲比我聪明，爱好也比我广泛。但我比他厉害的一点，凡事能持之以恒，坚持下去。”他说。

什么是坚持。粗暴一点，可以是数据：2345.

龙门石窟的开凿，起始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历经东魏、西魏、北齐、隋、唐、五代、北宋的相继开凿，在伊阙山崖间留下了大量洞窟与造像龛。龙门的窟龛造像，已经编号的裸露在崖面上的窟龛总数达2345个，近年来还有新发现。

洞窟内，数量众多的造像龛，大大小小的石雕像共有10万多尊。崖面上有40余座圆雕或浮雕佛塔，是研究当时地面所建佛塔构造的珍贵实物资料。此外，石窟中还有2800多块碑刻题记，都是当时出资建造石窟与造像的信徒们的发愿记，把他们要雕造艺术作品的动机、时间等信息记录得明明白白，是研究龙门石窟的第一手资料。

龙门石窟

他极少说苦，总是描述着各种快乐，路上的快乐。2345个窟龛，那时候，还没有编号，吹着洞箫，他基本独自看完了。

“龙门石窟的洞窟，很多都是皇亲国戚开的，它就是一个龙头。更重要的是，这个龙头引领了全国第一次中国佛教艺术的高峰期，包括敦煌。”

中国佛教艺术有两次高峰期，一次是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直到北魏灭亡，就是500年到534年，正好就在龙门石窟开窟。

第二个龙头，第二次高峰期，在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正好也是在龙门开凿。

唐高宗和武则天都非常喜欢洛阳，武则天前后住了40年，他们俩就合作，在龙门山中最显眼的位置，开凿了“代表作”，也是此后龙门的象征——奉先寺大卢舍那大像龛。为了加快工程进度，武则天以皇后身份赞助了脂粉钱两万贯。

正壁的主像，是一尊卢舍那大佛。

常青说，唐代众多的佛像面部，都多少有些相似的特征，而这件卢舍那佛却不同于世界上其他任何佛像，它的面部被赋予了更多的女性特征，具有理想化了的人的属性。有的学者认为，这尊卢舍那大佛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武则天形象的写照，或者说就是武则天的模拟像。这个说法有些道理。因为从北魏起，帝王们就很喜欢按自己的形象去雕造大佛，这样拜佛就等于是忠君。武则天在这个时期正需要树立自己的威望，更希望臣民们都对她绝对忠诚，所以她完全有理由这样做。

两个龙头都在龙门。常青知道，自己要紧紧抓住，只有把洛阳的问题搞明白，长安的问题，才能迎刃而解。

三大石窟中，云冈石窟也是龙头。在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前，能够起到龙头作用的，只有云冈。

云冈石窟

怎么理解云冈这个龙头？

云冈在北魏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近郊。云冈石窟是北魏皇室显贵开窟造像的中心区域，充分表现平城佛教艺术的样式与风格。而当时的首都平城，还扮演着向其他地区传播佛教艺术的基地的角色。

因此，云冈风格石窟艺术，代表着平成一带的中央模式，也叫云冈模式，或是北魏平城模式。在它的影响下，中国北方掀起了第一次普遍的开窟造像热潮。从考古发现的古代遗迹来看，甘肃敦煌莫高窟、甘肃天水麦积山、辽宁义县万佛堂的早期洞窟与造像，都是在云冈模式的影响下制作出来的。

这个龙头，是他的老师紧紧抓住的。

1991年在陕西麟游慈善寺石窟考察

3.宿白

北大考古文博学院在编一部宿白先生的纪念文集。常青也交了稿。他和老师的“矛盾”，老师的小脾气，耿直boy都给写了上去，“人都是有血有肉的，他也是个人。”

第一校样，他一看，文章还在30多页，第二校样已经到了380多页。

有一次，常青去宿白家聊天，来了一个师兄。宿先生，我上次给您那个材料您看了没有？他说，我看了，你坐一会，我给你拿一下。当时，甘肃发现了一个东罗马银盘，古罗马的东西居然在中国发现了，但有很多陌生的信息，他们就把照片拿给宿白看。他一看，也没见过。他说，你放我这里，等我研究一下，再约你。那天，师兄是来取材料的。

宿白说，我对银盘做了一点研究，包括年代等。但最后，这篇文章是别人发表的，并没有写他的名字，但他并不在乎，“他对别人向他请教问题一直如此。”

宿白跟常青聊到一个版本目录方面的问题。他说，我这有一本书，你可以拿去。常青一看，吕澂先生的《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这本书已经绝版了。当时中国还没有能力编《大藏经》，就编了一个目录。目录学是治学之门径，有了它，就可以比较快地找到《大藏经》中的相关资料。

宿白不会强迫别人接受他的观点。比如，他认为敦煌是龙尾。

他和常青谈过敦煌莫高窟最早三窟的年代问题。在学界，这是一个著名的问题。

敦煌莫高窟第268、272、275三窟左右毗连，是目前公认的莫高窟现存最早的一组洞窟。但是，这组洞窟本身没有留下任何纪年题记材料，与之接近的其他莫高窟早期洞窟也没有纪年题记。因此，关于这组洞窟的年代问题，一直被研究中国石窟的学者所关注。

20世纪80年代初期，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提出了属于北凉时代的观点，已基本得到国内外学者的承认并引用。但是，“北凉说”在许多方面仍值得进一步商榷。

宿白提出了“北魏”新说，引起了学术界对这三所最早洞窟的重新认识。概而言之，“北魏说”认为，敦煌现存最早的这三窟，开凿于北魏佛教最为发达的孝文帝太和时代（484-494）。这点，可以从它们的内容本身得到明确的印证。

你呢，你怎么认为，敦煌莫高窟最早的三窟，你认为是北魏还是北凉的？分析完，宿白问常青。

我同意您的观点，我认为是北魏的。常青说。

好。

这时，他拿出一篇文章——《莫高窟现存早期洞窟的年代问题》的抽印本，发表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

常青正好在写炳灵寺169窟的文章，正要对比“北凉说”的观点，他并不知道老师已经发表了文章。“宿白先生并没有说，我的观点是这样子，你要接受。”

敦煌莫高窟第275窟内景（北魏）

平城传来的佛教香火，造就了敦煌现存最早的石窟艺术。但是这三所中小型洞窟还远谈不上属于典型的北魏作品。敦煌石窟的大规模开凿以及北魏型代表洞窟的出现，则是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的事了。

敦煌第二批开凿的洞窟有8所，称作北朝第二期。这些洞窟中的艺术形象绝大分仍继承了云冈石窟第一期和第二期前段的传统，没有普遍出现形容清瘦的“秀骨清象”以及“褒衣博带”的服装，但是从个别的现象中仍可以看到新的社会风尚渗入敦煌的迹象。

敦煌地处边陲，受中原地区文化的影响总要略晚一些，总是从片面局部走向全面整体。因此，笔者认为这8所洞窟的年代，在北魏太和十八年至正光六年（494-525）间。

这是常青在《中国石窟简史》中对敦煌的描述。

常青最新著作《中国石窟简史》，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

抓龙头，而不是龙尾。抓龙尾的人很多。人们的眼光总是局限于目前发现的东西，你现在见到的东西不是过去所有的东西，你能理解吗？他说。

比如，我们现在看唐代的佛教壁画，你在敦煌可以见到，但当时唐代可不是只有敦煌有，各地都有大的寺院，寺院都有壁画。但是很多研究学者往往不会想到这一点。他们只看到敦煌有某种题材和样式，突然发现四川也有，哦，那估计是敦煌在影响四川，要么就是四川在影响敦煌。

可能吗？你想过没有？他连续两个反问。现在让你回到唐代，你第一个考虑应该是我要到长安去，到洛阳去。就是选择甘州（武威），也不会选择敦煌的。实际上，各地接受洛阳和长安的影响，可能不会全盘接受。但是你得抓住龙头才对。所以我一直都是按照宿白先生过去教我的方法，就是抓住龙头，这样，全国的局面你都可以了解得非常通透。

4.杭州

1990年，常青结束了龙门的三年工作。

这三年，宿白经常和他聊起这里的见闻和发现。宿白得出一个结论：看来这个地方真的不适合你呆，我当时这样做是错的。

说这话是1989年。宿白说，有机会的话，你就往外走。

论文答辩，对面坐着答辩委员会主席徐苹芳，著名考古学家。答辩完，经宿白推荐，徐先生把常青调到了考古所。

徐苹芳长期致力于中国历史时期的考古学研究，1980年代以后，他开始关注宋元明地方城市研究，确立了古今重叠型城市考古的基本方法和工作程序。1983年和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地方文物部门合作，先后组建了临安城考古队和扬州城考古队，徐先生任队长。

1983 年开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杭州市文管会办公室联合组成临安城考古队，对临安城进行正式勘探发掘工作，首先对南宋皇城进行勘探发掘。上世纪90 年代中期以后，这项工作主要由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承担。

1991～1993年间，常青在杭州，参与了临安城遗址的考古发掘。

他知道杭州有很多石窟，跟队长李德金说，我能不能利用周末时间调查一下石窟。

可以，你将来如果报职称算成果的时候，这些也算。李德金说。

他又跟徐苹芳汇报，我想调查一下杭州的石窟，因为我一直喜欢石窟。

到考古所报到时，徐苹芳跟他约定，我们没有石窟调查的工作，都是考古发掘的工作，你必须得参加一个队。常青说，我不喜欢写发掘的文章，要写文章，我还是写石窟的。他说，好，你要写文章就写石窟的，评职称时也算数的。

1991年，这是他第二次来杭州，第一次来是三年前，去飞来峰玩，太漂亮了，但和他在北方看的石窟完全不同。他隐隐已经知道，如果将来要研究飞来峰，那是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体系，就跟当年他从田野考古转到石窟考古一样。

他当时的研究重心是南北朝与隋唐时期长安与洛阳地区的佛教艺术，对唐以后的造像很少涉足。

“你会发现，在中国研究佛教石窟艺术，研究早期石窟的学者，一般很少会涉及晚期也就是唐以后的内容，因为那完全是两个天地，特别是文献资料大不相同。唐宋之间的佛教造像艺术产生了一次变革。唐以前是贵族文化占统治地位，唐以后，重在表现平民及文人欣赏的审美情趣，我们越来越看不到传自印度的风貌，却越来越多地表现着中国本土创造的题材与审美形式，并走入了世俗化。”

世俗化，是很多学者谈到五代以后佛教及其艺术特点时会用的词来。常青在想，这种“世俗化”的准确含义是什么？是消极或衰退，还是更加普及的代名词呢？宋元佛教艺术的世俗化表现又有哪些方面呢？一大堆疑问摆在他面前。

他问宿白，您为什么不去研究两宋的石窟？

太难了。宿白直说。

怎么难？

文献太多了。他说。

宿白的石窟研究集中在南北朝，连唐代几乎都很少涉及。然后又直接跳到了元朝的藏传佛教，始终没有涉及宋元时期的汉传内容。

他能明白老师的“跳跃”。看了飞来峰，喜欢，却不懂，美，不知美在哪里。

我搞，我来做。这个男生又中二了。

我对杭州的石窟挺喜欢的，如果我研究杭州的石窟造像，应该看哪些文献？他问宿白。

你看一本书就行了，叫《武林掌故丛编》。

常青看了很多前辈发表过的关于杭州石窟的文章，然后记录这些石窟的位置，比如烟霞洞位于哪里。他就在笔记本上画了一张草图，西湖、山、岛，然后标注石窟的位置，所在的路，街道的名字。

1992年1月，在杭州慈云岭资贤寺吴越龛像前

和他同屋的倪亚清是余杭人，每周日，他们骑着自行车，依据这张草图，一个个寻找杭州的石窟造像遗迹。小倪用杭州话问路，两人走访了杭州大部分石窟与摩崖造像地点。包括资贤寺、飞来峰、灵隐寺、胜果寺、梵天寺、龙兴寺、石佛洞、石屋洞、烟霞洞、天龙寺、南观音洞、宝成寺、通元观、大石佛院、紫云洞、黄龙洞、宝石山、闸口白塔等，共十四处。

米格纸、绘图板、罗盘，这是他的随身工具。小倪帮他拉尺子，测量数据，绘出造像所在崖面的平剖面图或立面图，抄录所能找到的铭文题记，为龛像编号，最后拍照，记录照片号码与内容。

常青做的凤凰山胜果寺西方三圣大像龛的测量草图

常青在石屋洞的记录数据

《文物》1995年第10期，发表了他写的第一篇杭州石窟造像论文《杭州慈云岭资贤寺摩崖龛像》。这里保存着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一处吴越国西方三圣龛像。

1993年，他跟着考古队在凤凰山上发掘，在杭州呆了三个月，把杭州大部分石窟都看完了。每次调查完，他就把所有资料装进袋子，最后，准备“进攻”飞来峰，一看，看不动了，绝对不可能只待两个小时就出来。

他和小倪先调查洞窟，把洞窟的平面图画完，再去对付龛。一个月，最后完成了2/3。

他等着下一次再来。

然而，浙江队撤销，他从社科院辞职。去杭州，遥遥无期。

1987年，北大考古系第一次招博士。此后，他的同学也继续沿着这个方向走。

常青说，我当时不想考宿白的博士，我怕毕业以后再把我“贬”到一个石窟单位去。

他跟韩伟说，宿先生不喜欢我。韩伟说，你不知道，他最看重的是你，没想到你居然反对他的观点。他让你到敦煌去，你居然不去，他就生气了。

1995年，凤凰卫视在北京办了一个佛教艺术多媒体数据库。他负责指导佛教雕塑、建筑、绘画等图片数据的录入、分类、断代，建立数据库。这个数据库如今还在。

数据库支持着常青编写石窟考古专业书。“自由职业”阶段，他几乎把中国最重要的石窟造像都跑遍了。河北、新疆、甘肃、宁夏、陕西，河南、山西、四川……边走边写。一个个档案袋陆续建立，一个档案袋，就是一篇论文。他撰写了一部专业书，出版了四本通俗读物，写了8篇专业论文、15篇通俗文章，给11集电视记录片撰写了解说词，参加了两次国际学术讨论会。这段时间，反而是他专业研究的高峰期。尤其是1996年到1998年，调查陕西石窟造像，马上和龙门石窟的研究贯通了起来。

1997年10月，在宁夏固原须弥山石窟前

有一个考了博士的同学来看他，发现他正在撰写一个大部头的石窟考古报告《彬县大佛寺造像艺术》，32万字，1998年由现代出版社出版，是中国第二部石窟寺考古报告。

第一部是什么呢？

1997年，《新疆克孜尔石窟考古报告》第１卷由文物出版社出版。这是国内第一本正式出版的石窟考古报告，由宿白挂帅，费时16年出版。

宿白写了序，但是很生气，第一句话大意是这样的：一本考古报告，5个专业人士写，居然用了16年，太不可思议了。

宿白只给两部书写过序，另一本书，是马鸿藻的《考古学绘图》。

马鸿藻，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教员，曾任技术室主任。开设有《考古学绘图》等课程，并编著有《考古绘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考古器物绘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田野考古绘图》（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等教材。

这本书的序中，宿白说：他让我看这个稿子，我看了，然后我给他提了一些意见，有的他接受了，有的他居然没接受。

这是常青仅见到的老师写的两个序，他一般不给人写序。他跟常青说，写序，还不是想借用我的名义来吹吗！老师是这样的看法，但是说得太直了，人家也会不高兴。

所以，常青也不找宿白先生写序。《彬县大佛寺造像艺术》的序是徐苹芳先生写的。

那时，在体制内工作的同学问他，你写这么多专业的文章，有什么用？

不是为了评职称，也没有人给我评职称，我是为了自己高兴，因为我喜欢研究石窟。他说。

5.飞来峰

1999年去美国，常青把大部分档案袋都带走了。这些照片、草图、数据，20年来，在美国跟着他跑了7个州。还包括一份介绍信，1992年12月17日，杭州市园林文物管理局专门给他与倪亚清在杭州的考察，开了介绍信。

2006年，常青在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作博士后期间，在展厅中的龙门石窟宾阳中洞北魏《孝文帝礼图》前留影

只有杭州的袋子，始终没有打开，留在了西安的家里。他知道，这些袋子，离打开的日子不远了。

来美国后，他决定，要把研究重心从南北朝隋唐转到宋元，杭州佛教艺术便是他以后研究的主要方向。

过去，他抓的龙头是洛阳和长安。现在，他要抓另一个龙头，杭州。

杭州的石窟造像均雕凿于唐代以后，主要完成于公元10至14世纪的五代、宋、元时期。虽然不及龙门、云冈、敦煌等地的石窟那样宏伟与年代久远，数量也有限，却是研究中国10世纪转型期以后佛教艺术史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

“如果我们说，不能全面掌握杭州造像，就无法真正了解中国10世纪以后佛教艺术的发展脉络，这绝不是夸张之辞。”常青说，这是由杭州在中国晚期佛教史上的重要地位决定的。

什么地位？插播一节【常青小课堂】

以杭州为首都，吴越王室的崇佛在同时期的各政权中最为突出，留下了大量的佛教艺术遗产。

再看北宋，杭州虽然不是政治首都，确是宋代最大的佛教宗派禅宗的中心，也是华严宗的中心，以及第二大宗派天台宗的两个中心之一。因此，杭州经常给北宋首都开封提供担任高级僧官之职的高僧。

南宋，毫无疑问，杭州是江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佛教中心，对江南其他地区的佛教艺术创作起着指导作用。

而元代的杭州，仍然保持着中国江南佛教中心的地位。

因此，杭州历史地位的重要性，决定了它的造像艺术在五代宋元时期的重要性，决定了它在题材、图像、风格方面必然对其他地区产生过或多或少的影响。

“杭州石窟摩崖造像，展示了中国10至14世纪佛教艺术的繁荣性、多样性与生命力。从杭州佛教艺术可以看到，哪些新的造像题材涌现于这一时期，什么样的新图像创作于这一时期，以及什么样的时代风格流行于这一时期。另外，杭州石窟造像还可为我们进一步研究佛教艺术的中国化与世俗化提供有力的证据。”

这无疑又是宿白说的龙头。

常青在华盛顿佛利尔美术馆做了两年高级访问学者，主要研究该馆收藏的中国佛教造像。2001～2005年，在堪萨斯大学艺术史系攻读中国艺术史博士学位。

导师问，你准备写什么博士论文？

一个优雅、瘦小的美国老太太。她叫Marsha Haufler，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毕业，任堪萨斯大学艺术史系教授和亚洲学系主任，主要研究宋元明佛教艺术，以及明代妇女绘画。她很喜欢南宋宫廷画家马远和夏圭，即“马夏画派”，学生们叫她“马夏”，很像她的英文名字。

常青回答：我准备写杭州飞来峰。

她一听，太好了，飞来峰太漂亮了。

12年后，飞来峰的档案袋，终于可以打开了。他等了太久。没有长久的积累，他无法打开这个袋子。

此时，他想到了宿白先生说的那本书《武林掌故丛编》，一查，不是一本，是12本。他把书里所有谈到佛教艺术的资料抄下来，用两三个月读完全书。此时，时任杭州市文保所所长高念华的《飞来峰造像》出版，为他提供了全部的图片资料。常青很快写完了英文初稿。

2005年，常青回国，第一件事，回家取“飞来峰”的档案袋。5月，他回到了杭州——回，回家。12年后，他终于回到了“第三故乡”，要续上未尽的三分之一。

北大老同学、时任杭州市博物馆馆长的杜正贤，开车送他到了飞来峰，补充调查了许多龛像。2005年7月，他完成了博士论文《从飞来峰看十至十四世纪中国像佛教艺术的繁荣》。论文2006年发表。至今，他发表了18篇关于飞来峰的中英文文章，目前正在编辑飞来峰的研究文集。

全面发表与研究杭州所有佛教造像遗迹，常青把这件事当成一个愿望。

“除了飞来峰，散布在西湖周围的其他石窟与摩崖造像地点规模都不大，但如果把它们视为一个地域的文化整体来考虑，就可以看到内容的丰富性。它的佛教艺术所表现出来的时代样式与风格可视为十至十四世纪中国佛教艺术的缩影，且在一定时期曾经起到过范本的作用。要想了解杭州佛教造像的发展脉络，应把西湖周围所有造像地点联系起来考虑。”

将近24年后，他解开了档案袋上的白线，一圈又一圈，飞来峰之外的杭州口袋——胜果寺、烟霞洞、石屋洞、南观音洞……一个个打开了。

档案袋里，是1991年-1993年的杭州石窟造像。有的消失，有的变老。但数据、测绘、照片，永远不会改变——它要达到一旦石窟寺全部毁废后，能根据记录恢复石窟寺之原貌。老师的话，再次浮现。

他还记挂一个地方，开宝仁王寺摩崖造像。这是1991-1993年调查漏掉的一处，他又约上了老友倪亚清，补充调查了这个重要的南宋资料。

浙江杭州开宝仁王寺第2龛西方三圣像南宋常青2005年摄

这处造像，在杭州市上城区紫阳山南麓白马庙巷内，1992年被定为杭州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坐北面南依石崖雕就，是原寺院的一个组成部分。杭州的“开宝仁王寺”继承了北宋首都东京汴梁开宝寺的仁王院，于绍兴五年（1135）兴建，服务于南宋皇室。这里的仁王，即是释迦的汉译别称。如今寺院已经没有了，只留下三龛造像。

说到南宋造像，再多说几句。

杭州现存的南宋造像，集中在飞来峰、宝石山、将台山南观音洞、栖霞岭黄龙洞、紫阳山开宝仁王寺。杭州有南宋纪年的造像，仅存于南观音洞。

讲一个著名的标志。

杭州很多80后小时候的打卡点，飞来峰的大肚布袋和尚像，雕刻于南宋时期。布袋和尚周围还雕刻着十八罗汉（从北宋开始，大肚布袋和尚就就被当做弥勒佛的化身）。弥勒和罗汉的题材组合，在全国独一无二，也最早。

常青说，石窟艺术史上的很多的题材，比如唐以后流行的很多题材，在杭州发现得最早，或许就在杭州起源，比如十八罗汉、五百罗汉，然后再影响扩散到全国。

去年6月，杭州烟霞洞吴越国十八罗汉造像题记新发现发布会上，公布了8处最新发现的吴越时期罗汉像题记。1月，同为宿白的弟子，黎毓馨随身带着的强光手电，打在壁龛上，一道侧光，有字。

常青在《中国石窟简史》中，对同门师弟在杭州的这一最新发现，做了详细解读。

烟霞洞的十八罗汉像，依靠洞的两侧壁向纵深分布，在十八罗汉像间，有一则题记上刻着“吴延爽舍三十千造此罗汉”。吴延爽，是吴越国王钱元瓘的妃子吴汉月的弟弟，那么这些作品无疑属于吴越国时期。

其实，在最初雕造各罗汉像时，都刻有题记，以标明各罗汉的名称。保存较好的另外八则题记中，有的还记载着资助雕造罗汉的人与施钱数量。其中一身罗汉的题记刻的是“庆友尊者”。庆友，又叫难提密陀罗（Nandimitra），出生在释迦涅槃八百年后的狮子国（今斯里兰卡），是当时著名高僧，也是唐僧玄奘翻译的《法住记》一经的作者。十八罗汉来自印度的十六罗汉，而十六罗汉的经典依据便是《法住记》。大约在10世纪，中国信徒在十六罗汉的基础上增加了两位，形成了新的十八罗汉组合，庆友被认为是新增加的两位罗汉之一。

因此，“庆友尊者”题记有力地证明了烟霞洞的罗汉群组原本是十八尊，是中国迄今保存最早的一组十八罗汉雕像。不幸的是，在20世纪50年代调查时，烟霞洞的十八罗汉像仅剩15尊了。

6.路上

前几天，他又回杭州“捡漏”了。

杭州九曜山窟龛造像，是过去调查漏掉的一处，距离本文开头的满觉陇“捡漏”，过去2年多。距离第一次来杭州调查，过去了30年。

丛深蔓草缠。他的身后，总是无尽的长路，造像的呼吸。

2022年1月17日，常青在九曜山考察造像

2022年1月17日，在九曜山

在杭州一家网红餐厅吃饭，菜式也不走寻常路。他好奇，这是什么，那是什么。他去过很多地方，却常常记不得吃了什么。聊起网络热点，潮起潮落，万紫千红，他大多不了解。有很多叫“常青”的教授，人们经常搞错，他也并不关心。

不是在路上走，就是在路上讲课，内在的旺盛力量，轻言细语，平静淡然，形成一种奇特的对比。永远年轻，永远在路上，这句过时的文艺腔，放在常青身上，倒是写实的。

为什么一直在路上？

一是我的兴趣，我喜欢到处走。很多资料，你不能指望别人发表，然后发表以后给你看，那是第二手资料。因为我们研究的是视觉图像资料，你亲眼看到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也会发现更多的东西，而别人发现的东西，不一定是最多的。

现在我们很推崇的一些新锐学者，很多来自西方的影响，我对他们并不欣赏，因为我知道他们的很多东西是怎么写出来的。比如研究十八罗汉，文献经典就那么几部，把它掌握好了以后，他可以写一篇文章，讲杭州飞来峰的十八罗汉，还可以写一篇文章是山西某一个寺院的十八罗汉，各地的十八罗汉时代不一样，但都可以写。又可以写出多少文章呢？但这样写下去，有多少意义呢？

这样一种“理论”套用的写法，你会感觉到他们跳得很厉害，一会儿写汉代画像石，一会儿写辽代墓葬，一会儿又写唐代的壁画，一会儿又写明清的世俗绘画，还可以跳到当代美术。你说一个人如果像宿白那样扎扎实实地研究美术史，怎么可能这样研究？他也没有精力跨越如此之大吧。

他直言不讳。

还有一个原因。

“那20多个袋子，带着我到处跑。”

不是他带着它们，而是它们带着他。2016年，一个个袋子把他打开，变成了20多篇文章。

“也就是说，第一手调查资料基本都用完了，现在，我需要新的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