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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压滤机的简单介绍

来源：互联网 2022-02-12 16:51:44

杨勤良人物传记 5月16日

四、走向新生活的开端

像陈福堂、万宝生、杨开泉、周兴娣这样怀揣报国志的莘莘学子株洲压滤机，还有许多。

有了人才株洲压滤机，有了知识，就有了建设矿山的本钱。于生龙求贤若渴，他希望组织上多给他分配些“才子”。

上海科学技术学校分配来五名三年制中专生，可是到矿里的只有何爱云、袁晓红、周兰英、年根宝四人。怎么少了一人，原来一位叫瞿声铭的学生嫌大山沟条件艰苦，不想来，正在运作留在大城市。

于生龙问明了情况，皱了皱眉头，稍加思索后对劳资科李树明说：“瞿声铭的档案不能退，想尽一切办法，要把这小子弄回来，吃点苦对他将来成长会有好处的。”

就这样，瞿声铭一个月后来了。见到于矿长时，这个大上海来的小伙子很不好意思，倒是矿长很热情，嘘寒问暖。在以后的工作中，这个年轻人经受住了考验。他们五人是当年进矿的大中专生来自同一所学校人数最多的一批。

瞿声铭常说：“当初要知道，大胡子矿长这么可亲可爱，我早就来了。”

保卫科副科长袁守宽（后排右二）与年轻人合影

1963年12月，九江社会青年四十多人来到七二四矿，他们中大部分是高中毕业生，第一次走上社会就来到国防军工企业。他们热情奔放，富有活力，走到哪里把欢声笑语带到哪里。

大中专学生，在火红的年代，一样书写青春赞歌。

1964年夏季，从武汉大学、南京大学等大专院校分配来的丁恒山、王民生、李广兰、李民西、刘翠环、朱宽效、任守正、杨云章、蒋履顺、蓝胜清、管学富等16位风华正茂的男女学生，他们怀着远大的革命理想投身铀矿建设事业，先到生产一线劳动锻炼了两三个月。

这批人于当年10月，由政治处干事秦承俊带队参加了修水县的社教工作团，他们赴宜春地区清江县，在那里深入农村田间地头，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不搞特殊，在艰苦的条件下得到锻炼。

一年后，他们回到熟悉的矿山，一看，到处都是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此刻的他们，投身到各自的岗位，俨然像老战士那样独挡一面，出色完成任务。

真是风雨过后见彩虹，他们中的许多人日后成为了具有高级职称的技术骨干，有三人走上矿党政一把手的领导岗位。

参加社教的全体成员于九江合影

青年人永远是希望的象征，他们是矿山未来的主人，他们处处彰显青春的力量。仅1964年度，七二四矿团员、青年有拾金不昧52人，助人为乐的189人次，参加义务劳动的683人次。采矿车间团总支书记曾观盛，多次组织青年团员参加星期天义务劳动，受到上级表扬。扫帚、铁锹、水桶、抹布等工具都会被他们事先藏起来，等到一下班或者休息日，就到卫生区清洁卫生，或者到采矿场加班加点。

时年28岁团委书记刘宪庭，英俊潇洒，熟悉的人知道他是工人出身的干部，不了解的人还以为是大知识分子。他给人第一印象：亲和、干练、知识渊博。他是青年工人的领头人，他把精力全部扑在了工作上。建矿初期他身兼数职：同时还是第一任组织科长、宣传科长。上衣左上侧的口袋里插着三支钢笔，这是他的鲜明特征。

1963年5月至1964年9月，七二一、七一三、七六一、七一一矿先后分多批向七二四矿针对性支援骨干人员一百多人。修水县属企业也抽调一批技术工人，如樊任生、冷迅雷等也陆续到矿。

1964年4月30日，随着五百多名福州军区陆军第八十四师、守备第七师退役军人到达七二四矿，1号金属矿区从此掀开了新的一页。这批毛泽东思想大学校走出来的解放军战士，具有吃苦耐劳、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成为了七二四矿的中坚力量！

这批建设大军一到来，主要是承担繁重的筑路和采石场采矿任务。本着“勤俭办矿”的原则，组织了自己的筑路大军，分兵筑路，多处同时动工，按照自己的设计方案，先后修建了从工人村到水冶厂、采矿场、汽车库、净化站、6号仓库、尾矿坝、炸药库等主要矿区公路，全长3.35公里，形成了矿山的内部交通网络。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一首《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唱遍祖国大江南北，也在1号金属矿区成为经典曲目，人人会唱，个个都这样做。

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

从七二一矿调来的副矿长李连柱，没有想到在这里见到了他当营教导员时的司号员林金龙等部下。从七一三矿调来的物探工李宗宝，在五百多退伍兵进矿的队伍里，看见到老战友张启生、周长彬、陈家銮等人。做梦没有想到，共同的使命又把这些昔时的战友召唤到同一个战壕里。

生产科工程师赵惠清，从山东淄博矿务局寨里煤矿调来。一位由技术工人成长起来的工程师，成天下沉到采矿场，水冶厂。

赵惠清，河北人。高大、魁梧的身材，给人以一种力量的震撼。他动手能力特别强，点子多，善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工人们都亲切称呼他：赵工。

1号金属矿区南北两个采矿场的剥离工作全面铺开后，工人的劳动强度大，为了提高工效，减轻人工推车的体力劳动，赵惠清设计和主持了矿车自溜滑行线路的施工，使各梯段剥离矿车运输的自溜滑行，实现了三个梯段的无缝链接。由于采场开拓、运输等多环节的全面技术改造，加速了矿山的基本建设进程。

常言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谁不羡慕城市生活。但是当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每个人都无条件服从，愉快工作。

刘高明等三人，是北京五所的老师傅，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当七六一矿组建实验室时来帮助指导工作的，因为工作需要他们留下来。二话没说，放弃北京的生活，立即就把工作关系转去了。当七二四矿组建实验室的时候，刘高明又服从调动，扎根深山二十多年。实验室，是铀矿石水冶生产的指挥中枢，决定采用哪种技术参数和流程处理矿石。首任实验室主任是沈厚培，这位来自上海的知识分子，放弃优越的生活条件，钻山沟，为早期水冶厂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

外科医生彭开鑫、儿科医生贾念慈两人是夫妻，同在江西医院工作。当江西省委组织部调他们到条件极为艰苦的七二四矿职工医院工作时，他们坚决执行命令，根本没有考虑个人的得失。

五、神秘的“黄饼”

傅凤宝、李振德，“101”“111”两大主阵地上的指挥员。

这两位刚脱下戎装的营教导员，在一线指挥，两位山东汉子，前者是青岛人，后者是乐陵人。都是抗日战争参加革命的老战士，解放战争从北方打到南方，最后在福建前线驻防，都是带兵多年的人，周身军人气息，打硬仗，啃硬骨头，身先士卒，带领大家冲在最前沿。

傅凤宝是采矿车间党总支书记兼主任，李振德是水冶车间党总支书记兼主任。两百多人的车间，专职干部只有一人。但是，党团组织系统健全，大班党支部，班有党小组，党员发挥了定海神针的作用，共青团积极当好党的助手。

“101”即合格的铀矿石，“111”即俗称的“黄饼”。全体人员充分发扬了“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铁人精神。“先土后洋，早拿产品”，这是每个人心中的目标。

采矿车间，采矿工曾观盛是第三大班的值班长。他大班里的二班，在班长王树林的带领下，采剥工效达3立方米/工班，班长王树林连续70天用反复修补的7担土箕，完成了313立方米矿岩量，全矿掀起了“学习王树林、赶超王树林”热潮，比、学、赶、帮、超蔚然成风。赖庆喜班，创造的采剥工效达3.05立方米/工班历史最好成绩。

1964年江西省工业交通先进单位和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授予赖庆喜先进生产者荣誉称号株洲压滤机；1965年江西省工业交通“五好”代表会议，授予王树林、赖庆喜“五好”职工荣誉称号株洲压滤机；1966年江西省工业交通“五好”代表会议，授予张石助“五好”职工荣誉称号。

1964年，铸造“黄饼”关键的时期。

8月，赣西北山区烈日当空，高温酷暑，而广大建设者依然奋战在火热的建设工地上，他们光着膀子、穿着裤衩，扛着百多斤重的建筑材料，唱着响亮的劳动号子，缓缓行走在陡峭的山间小道上。水冶厂诸多建筑物，与其说是钢筋水泥铸成的，倒不如说是建设大军的汗水和拼命精神的混合体，高耸的山脊见证了这一切。

12月，赣西北进入隆冬时节，天寒地冻，天上飘舞着鹅毛大雪。李振德组织水冶车间160名退伍军人突击队，发扬人民军队顽强的战斗作风，带领突击队，出大力，流大汗，苦干快上，你追我赶，艰苦繁重的手工作业，使他们的手掌和肩膀磨起了血泡，突击队员个个精神饱满，完成1400立方米的块石透水坝，提高工效3.5倍，工期缩短100天。突击队的事迹，广为流传，受到矿党委通报表扬。

设备安装是硬骨头工程，很难啃。没有起重设备，全靠人拉肩扛，利用杠杆原理，将一台台笨重设备安装到位。技术员黄金钟由于用力过猛，腰部扭伤，可是他咬紧牙关天天坚持跟班，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直至设备安装完毕。

龙凤文是女同志，却像男人一样，巾帼不让须眉。她担任水冶厂安装突击队队长，带领一批退伍军人奋战。湘女豪情，美名扬。五十多年后，当年的突击队员李洪文老人回忆起这位了不起的女英雄，伸出大拇指。他操着山东口音说道：“龙师傅，可了不得，那块头像男人的体魄，干起活来比男人力气都大。王书记、于矿长、彭主任都夸奖她……”

1964年10月16日下午三时，新疆罗布泊上空惊天动地的巨雷，响彻云霄，蘑菇云腾空而起！

那一刻，亿万中华儿女扬眉吐气，中国人民自力更生，打破了核垄断、核讹诈的格局。

那一刻，幕阜山下，无论是曾在1号金属矿区战斗过的人，还是正在这里继续默默奋斗的人，或者即将到来的人，他们只有一个目标，为中华民族富强而奋斗！

张四海就是在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的一周后，从山东一路舟车劳顿到达这里的副总工程师，从此开启了他二十五年分管生产技术的工作。张四海，辽宁省金县人，于1955年毕业于东北地质学院，分配到山东淄博矿务局寨里煤矿，先后任技术员、工程师、副总工程师，有着丰富的矿山开采管理经验。

一到七二四矿，张四海就把工作重点放在采矿场。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在生产第一线，反复观察，与工人交朋友，了解情况，每天上报的采矿量都要亲自过目。他在生产实践中发现原设计集中堆放废石料的现象随着产量数倍增长，需要相应改进。根据采矿场山沟多、容积大、无稻田等特点，提出“五指分开，齐头并进，就地排土，四面开花”的采剥方案。经过采矿工人、技术人员、干部多次“诸葛亮”会议论证，一致认为可行，最后矿党委会批准了这一方案。付诸实施后，果然工效大大提高，采矿能力提高到设计能力的179%。

简易的窝棚、简易的水冶厂，铸造“黄饼”。两位技术员分别承担设计大任，他们日夜加班、废寝忘食工作，希望早日生产出“111”。

水冶厂土建方案由土建技术员万德昭负责，厂房采用简易砖木、竹编结构，建筑方案报七二一矿审核后实施。万德昭与当医生的妻子吴棣华都是进矿较早的建设者，他在科长胡明亮的指导下很快拿出了设计方案。方案按照部局要求，报七二一矿审核后，予以了实施。

“土楼”里那个高大的身影，进进出出胳肢窝里夹着图纸的人，名叫陈家禧。这位由七一三矿调来的水冶技术员负责简易水冶厂的设计。他主要参考江西地质局999队于1960年6月30日编制的《江西1号金属矿区地质勘探总结报告》与二机部1963年4月6日下达的《新建724矿任务书》，再借鉴江西六矿1958年-1961年生产的工艺流程和工艺参数，采用三段开路剥离，碱法常温渗滤浸出、清液、酸化、氨水沉淀流程。浸出采用十个钢筋混凝土池，分组逆流浸出。浸出前后的伪装矿出渣，全部依靠手工作业。浸出后，通过酸化氨水沉淀，经过滤得出化学浓缩物产品。

水冶厂建设用了数千吨混凝土，没有一台搅拌机，全靠人工操起铁铲搅拌。有一次，于生龙来到施工现场，见一身单力薄的工人在和另一位大汉一铲对一铲地搅拌时，他大声对这位工人说道：“干这样的体力活，你这样的体力跟不上。”于是他接过这人手中的铁铲，和那个大汉一铲对一铲干起来。由于于生龙太胖，没干多久，汗流浃背，浑身衣服湿透了，但他还是坚持着。后来，值班长邓国珍发现了，强行夺下铁铲才算罢休。

1965年，七二四矿建设史上值得铭记的一年。

2月，简易水冶厂竣工。

3月，试车一次性成功。

4月26日，提前生产出第一批合格的“111”产品，为核试验及时提供了原料，这就是为了保密需要而取的代称“黄饼”。

这是一个多么激动人心的特大喜事，建设者们奔走相告，广播站做了专题报道，当天夜里简易球场放映了露天电影以示庆祝。

四天后，二机部党委副书记、副部长刘伟闻讯来到七二四矿视察，听取了矿党委的专题汇报。他深入采矿场、水冶厂，向工程技术人员、工人师傅详细询问生产情况。当他得知，工人们在没有自来水的情况下，全靠人力解决生产用水的问题时，甚为感动。

刘伟副部长在刚刚竣工的矿大礼堂作了《关于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他坐在主席台中央。主持会议的王治平宣布：请刘副部长给同志们作报告，大家欢迎！

刘伟站起来做了开场白：

同志们：

我今天是来兑现两年前的承诺，当时王治平、于生龙、彭奇智到北京受领重建1号金属矿区的任务，我与他们有个约定，等你们拿出“黄饼”，我要来看望同志们，向你们祝贺，向你们学习、致敬！

话音刚落，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欢呼声、口号声响起……

紧接着，刘伟落座，讲起了中国核工业的起源：

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屹立在世界的东方，然而帝国主义不甘心其侵略政策在中国的失败，他们除了在经济上对新中国实行全面封锁外，还在军事上进行核垄断、核讹诈，美国的一些好战分子甚至叫嚣要对中国发动核战争，进行核恐吓。

我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故事里有四个人：毛主席、居里、居里夫人、杨承宗。在国外坚决反对美国核讹诈政策的世界和平人士，也希望中国掌握核武器。1951年10月，著名的国际和平战士、法国杰出科学家约里奥-居里，得知中国放射化学家杨承宗准备回国参加祖国建设时，特地约见杨承宗，并对他说，你回国后，请转告毛泽东主席，你们要反对原子弹，你们必须要有原子弹。原子弹也不是那么可怕的。原子弹的原理也不是美国人发明的。约里奥-居里夫人还将亲手制作的10克微量镭盐的标准源送给杨承宗，作为对中国人民开展和科学研究的一种支持。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进一步巩固国防，保卫祖国安全与世界和平，打破超级大国的核垄断、核讹诈，在国家经济力量还很薄弱的时候，我们就集中精力搞出了自己的核武器，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是功臣。

刘伟喝了一口水，又说道：

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在1954年就说，我们国家也要发展原子能。1955年3月31日，他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我们进入了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党中央毅然决然作出了发展核事业的战略决策。1957年，国务院制定了《关于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原子能建设方案》，全国开始了铀的勘探、开采、冶炼工业建设。在“全民办铀矿”、“大家办原子能科学”号召下，核军工事业开始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过程的艰难起步。

……

刘伟对国际、国内形势以及今后任务做了详实的阐述。他在报告的最后，号召大家发扬“穷棒子”精神，艰苦创业，搞好矿山建设，为中国铀矿核军事工业而努力奋斗！

刘伟副部长的报告，极大鼓舞了指战员的士气。矿政治处第一时间刻印下发了学习讨论提纲，统一认识，争取更大的胜利！各车间科室分别开展讨论会，找差距，表决心，再接再厉，掀起新的生产高潮！

刘伟，江西兴国人，1931年5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征老干部，身经百战。他是组建核工业时分管铀矿采冶的副部长，中国核工业第一代卓越领导人。

在几天的时间里，刘伟发现七二四矿有不少赣南籍老工人，并且与他们拉起了家常。当得知莫桂华、彭奇智等人曾经在他家乡兴国画眉坳钨矿工作过多年，显得特别高兴。

王治平指着莫桂华对他说道：“这位机修车间的主任，为了抢时间，有些设备无法及时到货，他就组织机修人员自己动手，加工一批“土设备”株洲压滤机；酸化沉淀没有搅拌机，就用木桶加压风机送风搅拌代替；缺乏压缩机，就用木槽加帆布进行过滤，形状类似豆腐包。”

刘伟紧紧握着莫桂华的手，深情地说道：“辛苦了，祖国和人民是不会忘记你们的。”

刘伟下榻在七二四矿简易招待所，这栋房子是当年902地质分队盖的，是矿山建筑群里最老、最有纪念意义的建筑物。党的高级干部朴实无华、平易近人的作风，给工人们留下深刻印象，赢得了大家的爱戴。

六、苦涩中的辉煌

矿山的建设一日千里，建设者铆足劲干。

1964年10月，机修车间建成了一座140平方米的电厂，安装了两台6250型柴油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400KW，在电厂旁边安装了一台SJ---560/6变压器，全矿6WV输电线路形成网络，线路总长2978米，至此，生产区、生活区用电可以基本正常。一年过后，电厂进行了厂房扩建，增加了一台同型号的发电机组，大大提高了供电能力，完全保证了水冶厂和采矿场的用电需求。

1964年12月，机修车间又建成压风机房，安装了两台3L----10/8型压风机。次年，在水冶厂安装了一台压力为2KG/平方米的1W----3/7型电动压风机，保障了压滤岗位用风的需要。

电、风的问题解决了，可水的问题一直困惑着建设者们。建矿初期，所有用水，全凭人工从河里挑来。刚分配来的大中专毕业生，都要过挑水关。从1号矿点到小溪，往返两里多路。挑着空桶下山轻松，而挑着重桶上山就吃力，中途要休息一两次。每个工班每人要挑八桶水，起初气喘吁吁，上气不接下气，时间一长，习惯了。

之前，机修车间在梧坪村山下的水溪边，安装了一台3BA型单线离心水泵，抽出的水只能供食堂生活使用。

1965年春天，在坑口大河边安装了三台SSM100X7多级离心水泵，在铺设管道时，有一部分零部件买不到，决定自己制造，翻砂工就位多时，就差一名木模工。

6月下旬，劳资科女干部应降仙亲自到部属国营七一〇厂（以下简称七一〇）要人，厂里推荐了上海老师傅五级木模工杨焕昌。当车间主任姚龙富征求杨焕昌的意见时，他当即答应。

姚龙富说：“你如果不愿意，厂里再派其他同志去。”

杨焕昌坚定地说：“我去，不要再考虑其他人了。”十天后调令一到，杨焕昌就动身了。他从衡阳出发，辗转南昌、到达德安，在德安七二四矿转运站受到站长罗正相热情接待。几天后，他乘坐矿里来转运站拉物质的汽车进矿。第二天，他就出现在生产区的木模房。王治平带着基建科木工房好几个老师傅也来了。

杨焕昌一看这架势，就知道大伙是来帮忙的，还没等他开口，就听王治平说：“杨师傅，你来得太及时了，这些木工师傅都归你指挥。”

王治平又对身边的人说道：“你们都是老师傅，怎么就不会做模具呢？”

站在一旁的赵立杰说：“没错，都是和木头打交道，可却是两个工种，我们连机械制造的图纸都看不懂，哪里做的了模具啊！”

王治平听后笑了，他对杨焕昌说：“是我错怪他们了，来了五六个老师傅，你看怎么安排？”

“谢谢王书记关心，有一个人就够了，把赵师傅留下吧，让他帮我处理毛坯件。”杨焕昌回答道。

杨焕昌连续奋战二十天，吃住在工场间，模具制作出了。从此，杨焕昌、赵立杰这两位与木头打交道的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有了木制模具，立即翻砂、确定开炉浇铸时间。开炉那天，王治平、于生龙来到现场，两人脸上挂满笑容，这一天终于盼到了。锻工班全体人员在班长刘金波带领下，提前做好一切准备。随着莫桂华一声令下：点火！熊熊燃烧的炉火，很快将焦炭、铁块等融化为红彤彤的铁水。刘金波、耿鑫堂、仲金洪、吴来发、杨焕昌、冷迅雷、周荣生等两人一组抬着一桶桶翻滚着热浪的铁流，小心翼翼灌进砂模里。此次开炉，合格率100%，一次性成功。

二十年后，王治平对本文作者说道：“木模工杨焕昌，是七二四矿的功臣。”1965年当年，杨焕昌被评为先进生产者，至1974年，他当了十年先进。那十年，翻砂房几乎每周都要开一次炉，向水冶厂、采矿场、汽车库、103矿点、大椿矿点等生产线上源源不断地提供急需的部件。

这次完工的供水工程主要服务于生产区，水冶厂、采矿场用上了自来水，大大提高生产工效，工人挑水的历史结束了；同时还部分供应了生活用水。至此，七二四矿有了属于自己的自来水管网系统。

但是，随着生产全面展开，用水量大增。同年12月，建设者们在距离矿区近三公里外的修江西岸峡里山下，兴建了一座大型圆柱状钢筋水泥结构的水泵房。同时，又在净化站建起一座二级水泵房，垒起八个长方形蓄水池，从修江水泵房到净化站再到工人村西侧山顶上的400吨圆柱形蓄水池，以及到矿区大门口均安装直径200厘米的铸铁管道，总长1464.89米，绝对高差44.07米，管接口为7:3为比例的水泥和石棉线打口。整个供水管道工程由莫桂华负责，他兼任安装组长，带领的30多位身强力壮的年轻队员，从11月11日至12月8日，实际工作时间仅为21天半，平均日安装管道68.5米，最后一天安装126米。于1966年3月3日进行全面试压，取得成功。从此，有效保证了全矿生产用水和生活用水。

一天清晨，天刚破晓，傅凤宝就来到了采矿场，正好碰到苏伯根、张启生、高文俊、陈长江、赵长林等人扛着三角耙子从山下上来，他定眼一看，全是江苏兵。

相互打过招呼，他开口道：“在部队，我最喜欢你们江苏兵，最能吃苦，最能战斗，个个好样的。”

性格开朗的张启生抢先开口：“我说老首长，我们现在连当矿工都不够格，是扒矿工，顶多算半个矿工，啥时候给我们转正呀？”

经张启生这么一说，大伙都笑了。

傅凤宝也笑了，他说：“放心吧，你们手中的家伙很快就要成为‘古董’了。”

傅凤宝不愧为采矿场当家人，说话算数，说到做到。

采矿场，1966年5月13日，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日子。

两台型号为H600的装岩机投入使用，由人工作业进入到机械化作业的时代到来了。江立弟、高文俊、郑成骏等五人成为第一批操作手，他们娴熟操作，赢得现场观摩者的阵阵掌声。

轰隆的发动机响声，又一次打破山谷的寂静。

王治平、张四海、赵惠清、傅凤宝、彭奇智等人出现在观摩人群中，喜悦之情无以言表。

赵惠清更是喜上眉梢，眼前这五位轮番上阵表演的装岩机操作手，都是在他的培训下完成理论学习和实际操作，成绩全部合格。四个月的培训，没有白费，付出去的艰辛有了丰厚的回报。

随后，又陆续增加了装岩机，采矿场三个梯段都有了装岩机。后续又有十多人，经过赵惠清的培训达到上岗标准。

矿工们手中的“耙子”，真的进了博物馆。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

曾兴茂，江西赣县人，一位对工作兢兢业业的好矿工。1966年9月13日，他像往常一样在采矿场作业劳动。下午五时许，他在储矿仓，不慎失去重心仰落山谷，头颅破裂。陈福堂接到求助电话背着药箱紧急赶往现场，一检查，曾兴茂的脉搏、心跳都停止了，没有了呼吸，瞳孔放大。曾兴茂牺牲的场面十分惨烈，陈福堂怀着沉痛的心情，脱下自己的上衣包裹着他的头部。烈士走了，丢下年轻的妻子及三个年幼的孩子，老大不到7岁，最小的不满周岁。

全矿职工家属每人胸前别着白色纸花，手臂上带着黑纱，手拿砖头上山为英雄修建墓穴。时任矿长李军主祭，含着泪水宣读悼词。

高规格安葬了曾兴茂，掩埋好牺牲的战友，勇士们擦干眼泪继续战斗。

锻工师傅周荣生在一次浇灌模具时，被飞溅的铁水刺瞎一只眼睛；退伍军人，邵珍在采矿场作业中不慎被推土机压到后脚根，导致粉碎性骨折，落下终身残疾。但是，他们伤好后重返工作岗位，直至退休。

1965年至1978年，十三年间，七二四矿牺牲2人，重伤19人，轻伤358人，平均年负伤率2.698%。在采矿场、水冶厂长期超负荷放射性环境下工作，防护措施不能完全到位，致使一些人英年早逝。为了国家的利益，他们把一切献给了铀矿。

大浪淘沙，方显英雄本色。

建矿初期退役军人占65%以上，这些人中有不少人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八二三”炮战，经受过战火的洗礼。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保家卫国做出过杰出贡献，来到1号金属矿区后，保持军人本色，在核军工铀矿采冶战线再立新功！

1964年进矿的退军人群体，具有特别能战斗的优良作风。他们中的许顺华、江立弟、连长赞、李茶生、陈宏信、陈茂恒、陈家銮、吴振泽、刘维早、杜士元、安生煌、严国尧、罗利吾、黄世镯、邹维金、杨春芽、秦承俊、曾观盛等人，从一线生产者成长为中层以上干部，为神圣的使命，贡献了毕生精力。

脚踏实地、建功立业。

从退伍军人中，走出了省部、市局级先进模范人物：张石助、王树林、周立可、陈兴树、苏伯根、李洪文、冷文谱。有老黄牛美称的李洪文，还当选了江西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核工业部蒋心雄部长赞誉陈兴树：铀矿战线一面不倒的红旗！

“黄饼”，是铀矿人追逐的梦想，是中国铀矿人心中的“宝物”。退役军人宋友俊、周宗利等人在押运产品的过程中都遇到过产品渗出的现象，都是用手拾起。

萃取班长黄德珠，重活累活抢着干，最危险的活冲在最前面。有一次检修，他下到萃取槽清理渣质，零距离接触放射物，待他处理好爬出槽口时，脸色已经发黄，在场的人都为他捏着一把汗，而他显得很平静，权当啥事也没有发生。1968年，黄德珠作为铀矿工人代表到北京受到毛主席亲切接见，毛主席还送了一只芒果给他。这段难忘的经历，是他努力工作的动力源泉。

黄德珠（第二排右起6）手捧毛主席送的芒果归来与欢迎的领导及同事合影

郭森辉是水冶厂素有“老虎口”之称的破碎岗位的破碎工，长期在粉尘浓度极高的环境里作业，粉尘吸入多，慢慢积累，最后导致肺部支器管堵塞。医生看了他的胸片问：从事粉尘工作吗？时间多长？郭森辉自发现身体不适到去世不到两个月。

2019年深秋，原水冶厂值班长李长芳在接受作者采访时说道：“早期水冶厂，80%都是军人出身。我们只想着多出产品，哪里考虑过个人的利益。”这些从军营走出来的钢铁战士，在危急时刻，首当其冲，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全然不顾放射性污染对自身的伤害。

七、治矿“秘籍”

“两参一改三结合”是制胜法宝，也是建设者治矿“秘籍”。

两参，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一改，即开展技术改造；三结合，即成立干部、技术人员、工人组成的技术攻关小组。

干部不分级别大小，也不分职务高低一律参加生产第一线劳动，分配与工人同等的工作量。大学生毕业生要在一线岗位当工人，接受艰苦环境的锤炼。

工人参加管理，以实践中积累丰富经验弥补决策层中某些方面的欠缺。大椿矿点筹建时，成立的五人基建领导小组，矿级领导两人、科级干部两人，一名工人。当上领导小组成员的工人，是木工老师傅赵立杰。赵立杰有七二四矿木工“第一人”之称。他干练，灵活，有着丰富的经验，脑子灵活，解决实际工作中的问题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在七二四矿，工人在企业管理上有充分的话语权，工人群众中孕育着极大地创造性，他们热爱党、热爱人民，扎根矿山建设，是生产的生力军。

工人参加管理，创造性充分调动起来，提高了积极性。

七二四矿认真贯彻《鞍钢宪法》，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治矿方针，是通过实践反复证明行之有效的好办法。干部参加劳动，采矿车间出现了“班班见领导”的场面，领导深入生产现场及时发现问题，并且解决问题。领导与工人同推一台车、同操作一台风钻枪，密切了干群关系，促进了矿山建设。早期采剥作业基本是靠土箕、三角耙子、人工推车、打眼放炮为主要手段，在这种氛围下，超额完成计划剥离量的60.8%。

在七二四矿，“两参一改，三结合”形成了一种制度，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充实。

向技术革新要效益，汽车大修不出矿。

建矿初期的五六年间，汽车大修要送到相隔700公里外的本系统七一〇厂，每台仅大修费用就在5000元至6000元之间，耽误运输时间2至3个月，严重影响了矿石外出外运的速度。

1969年，干部职工提出了“汽车大修不出矿”的口号，面对修理技术奇缺，缺师傅，少设备一大堆问题，他们不畏难，勇于挑战。在56名修理工中，除刘怀洋老师傅是5级工外，其余人都是3级至1级工。汽修车间设备简陋，只有一台旧车床、一台旧钻床，厂房狭窄。

他们自己动手将简陋的车库改造为修理车间，制造和加工了部分设备、工具。劳资科从技术力量较强的机修车间调入熊民联、丁正周、何昌帝等老师傅充实修理队伍，还从机修车间调进部分设备。钳工韩关吾师傅，善于动脑筋，解决了不少难题。上下齐心，奋战80天，圆满完成9台汽车的大修任务，1969年至1970年共大修汽车48辆，既节约了维修费用，又保障了外运矿石任务的顺利完成。

1970年初，七二四矿组织了自制侧翻拖斗会战三结合攻关小组。机修车间和汽修车间通力合作，老技术员王守义和技术员王民生领衔，依靠广大职工的智慧，自力更生制造拖斗。在铸钢件上遇到困难，翻砂班老师傅仲金洪、耿鑫堂，与翻砂班诸位同事一起熔铸出一种具有铸钢性质硬、耐磨性强的高级铸铁，将这种特殊性能的铸铁作为汽车拖斗的轮壳和零部件的原料。几个月的反复试制，一台载重三吨的自制拖斗5月成功诞生。这种实用型拖斗不仅每台造价只要4000元，而且使运输能力提高了30%，接下来至1971年底，共生产了22台，投入矿石运输，既大大节约了成本，又提高了效益。

这一凝聚三结合攻关小组人员心血的成果，在同系统得到推广运用，反响甚好。有前来参观取经的，也有走出去传经送宝的。1971年，二机部十二局在七一一矿召开技术革新交流会。会上，七二四矿出席会议的代表做了自制侧翻拖斗革新项目经验介绍。赢得阵阵掌声。苏华局长高度赞扬七二四矿，指出只有走技术革新之路，才能保证我们的事业蓬勃发展。

经过不断的技术改造，1970年至1972年间，采矿量连续三年超过原设计能力的50%以上，采矿成本、产品成本大大下降，多次受到二机部、二机十二局表彰。

1971年，金秋十月，二机部十二局在七二四矿召开了产品成本现场分析会，研讨了七二四矿水冶厂经过多次改造，产品成本降低的成功经验。局长苏华亲临七二四矿主持会议。这是苏华第四次踏上这片土地，他对这座矿山有着深厚的感情，这里的人真挚、淳朴、善良。他曾多次说过七二四矿的干部职工脚踏实地，像头老黄牛。

七二四矿在二机部铀矿系统规模小，名不见经传。如今，取得了突出成绩，成为了部局的标兵和典范，这是多么崇高的荣誉。全矿男女老少欢欣鼓舞，比过大年还高兴。

由于参加会议的人员太多，全国的铀矿企业每个单位都派了一至两人参加会议，加上部局和省局的相关人员，招待所都住不下，有一部分人就住到职工集体宿舍，被子就用职工的。

矿办朱永余是会务组主要负责人和具体经办人，为了开好这次会议，动了不少脑筋。会务组在俱乐部办起了成果展览，朱永余日夜加班绘制展板，选择照片、收集数据，孙修德协助他做了不少工作。苏华局长，在每块展板前驻足，仔细观看，不时向张四海询问相关情况。

小型矿，为了早出多出铀产品，用土办法生产铀浓缩物，取得实际效果。根据《奋斗，为了新中国——苏华回忆录》一书记载：

在大厂矿没有建成之前，为了取得核原料，提供科研试验，争取早日制造出核武器，先办小型铀矿，确实是一条出路。小型矿还能起到一定的勘探作用，有的可以发展成中型矿山，比如七二四矿、七六一矿等。

矿党政军领导与先进个人及先进集体代表合影

开展技术改造，为矿山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

以简易水冶厂为例，自正式投产以后经过四次重大的技术改造：第一次改常温浸出为加温浸出；第二次更换破碎设备改进出料方法；第三次改碱法流程为酸法流程；第四次以不锈钢阀门代替塑料阀门。这些技术改造，提高了水冶生产水平，增加了生产能力。

这些成绩的取得，三结合的技术攻关小组起到关键作用。每个车间都有这样的组织，向技术攻关要效益，蔚然成风。

1965年水冶厂投产时，铀回收率只有66.67%，浸回差为8.54%，尾渣品位却高达0.027%。部十二局根据四矿的矿情要求他们在半年之内将水冶回收率提高到70%，尾渣品位下降。0.02%以下，浸回差缩小到5%以内。

七二四矿党委和四清工作队党委协同组织干部、技术人员、工人“三结合”的技术攻关小组，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一方面加强企业管理，健全操作，稳定生产，对减少金属损失；一方面积极进行加温浸出试验，探索浸出最佳率的有效措施。首先通过9号、10号浸出池的加温试验。逐步推广到其他浸出池。在浸出池底下，安装蒸汽盘管进行加热生产，实践证明：加温浸出比常温浸出率和回收率分别提高11.6%和13.57%，各项指标均超过了部局指令的要求，同时使浸出时间缩短40-50%。

成立“三结合”技术攻关小组。实行干部、技术人员、工人三结合，发挥各自优势，攻克技术难关。1号金属矿区的技术改造，带来了显著的经济效益。

时至1966年9月，矿山建设者们经过艰苦奋斗，提前四个月建成一个土洋结合，采、冶、运联合的小型企业。截止当年12月，出色完成包括基本建设投资、剥离、生产“101”、水冶处理矿石、生产“111”金属、外运矿石、实现工业总产值、上缴利润等指标任务。

在废水处理方面，经历了较长时间的探索和革新。首先利用石灰中和处理，然后又发展到固定床处理，再升级到流化床处理。1965年部12局拨款5.9万元给矿，建设废水处理工程。1966年9月，自行设计施工建成100平方米的废水处理工序。水冶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经过石灰乳化学中和，再由板框压滤机过滤排放，这一方法对生产初期废水处理起到了一定作用。

但是，石灰中和处理废水，石灰消耗量大，石灰沉积很多，遇有洪水冲击，废水随之渗出，造成新的污染，矿环保人员对废石的水质水量进行长期监测发现，水中铀含量有逐月增高的趋势。为此，组织人员到七一一矿进行参观和试验，摸索经验。1972年，根据二机部十二局对矿山废水处理的要求，确定选用离子交换塔（简称“固定床”）处理污水。在矿党委的组织领导下，集思广益，经多次群众性“诸葛亮”会议讨论，决定以塑料代替钢板，制成塔体，经过两个月的奋战，成功地创造了五座符合标准的“固定床”。一年半后的1974年，五座“固定床”安装并投入使用。

“固定床”月处理废水有很大提高，原液铀浓度降幅96.6%，吸附率达到96%。化害为利，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然而，由于废水组分的变化，其含固量和总溶固量显著增高，吸附生产过程出现大量凝聚物，使树脂结块，液流短路，致使铀回收率降低，如何克服设施本身的缺陷，使废水达到排放标准？对此，又从“固定床”处理发展到流化床吸附，移动床淋洗（简称“流化床”）的流程。当时，国内尚无现存经验借鉴，只有根据国外资料介绍“流化床”的新工艺。

1974年6月，成立了以实验室主任桑仁广、技术员管学富、上海老师傅周仁均等人组成的调研小组，率先到部第五研究所、第四设计院、株洲铁路管理局进行调研，8月，调研组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拟定出试验计划。9月，湖南第六研究所派出李尚远工程师来矿指导试验工作，他深入班组，与技术人员和工人师傅讨论、分析，共同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技术员陈家禧也参加了该项目早期科研工作，其他相关部门积极配合协作。

项目总负责人桑任广，是沈厚培调走后，在实验室主任岗位上工作时间最长的人。1961年8月，他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铀钍化工专业，分配到七二一矿，任实验室水冶技术员，从事专业对口工作。1963年6月进矿，参加水冶厂实验室的组建工作，负责实验室工艺试验工作二十年。由于大学六年本科系统的学习，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是铀水冶战线的专家，参加了《中国铀水冶》一书的写作。

经过充分准备，1975年7月，进行了流速、流花、PH值和连续操作等试验与吸附塔开孔率试验。连续五次试验，取得了较为满意的效果。在实验过程中，参加试验的人员细心观察，详细记录，找出最佳技术参数，“流化床”的建设凝聚了全矿职工家属的心血，是集体智慧的结晶。那场面正是“全矿齐动员、干群齐努力、各方来支援、为建设流化床、化害为利走在前”的真实写照。

1976年9月28日。“流化床”离子交换工程正式试车投入生产，日处理污水XXX立方米。这座高8米，直径500毫米的吸附塔和高7.6米，直径300毫米的淋洗塔，大大超过了原有“固定床”的处理能力，使原液铀浓度下降到0.66毫克/升，解决了固定床存在的种种弊端。

该工程项目《树脂离子交换流化床吸附从污水中回收铀》获得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江西省科学大会、江西省国防工业科学大会奖，大满贯的获得，充分显示了三结合小组勇克难关，敢登高峰的硬骨头精神和聪明才智。

张四海出席了全国科学技术大会、江西省科学技术大会，陈代阳和流化床离子交换树脂回收废水组被江西省国防工业科学大会分别授予“先进工作者”和“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流化床离子交换树脂回收废水组是水冶厂废水处理班，为了该项目抽调精兵强将组成的精干小分队。污水处理班班长周具生，山东人，部队退役分配到七一三矿水冶厂工作，建矿初期调来后，一直在水冶厂工作，成了行家里手。他手下的熊育虎、毛春芳、孙修德等人，大多是共产党员、退伍军人，能吃苦，能战斗，什么样的困难都难不倒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