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密品牌齐全螺旋洗砂机厂家供应的简单介绍

90年前，由中国和瑞典专业人士联合组成的中国西北考查团在先后两次共6年的征程中，跨越巴丹吉林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北过天山准噶尔盆地，南至罗布泊和塔里木盆地、柴达木盆地，涉及面积约460万平方公里 ，考查范围涵盖气象观测、地理与测绘、地质古生物调查等领域，取得了震惊世界的科研成果

“爸爸，我们来了哈密品牌齐全螺旋洗砂机厂家供应！”

300级台阶，从新疆天池边的福寿观牌坊走到观门，普通人大概只需几分钟。而年龄均过七旬的刘美丽、刘安妮和刘艾林姐妹，停停走走，兴奋地聊天、提问，花了数倍的时间。

9月底10月初，从所居住的澳洲、美国，姐妹仨齐聚乌鲁木齐，又从天池、库车，一路追寻父辈的足迹。

刘衍淮 图 / 王忱提供

90年前，她们的父亲刘衍淮，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备注：1930年代用“考查”而非“考察”一词，除后来出版的黄文弼日记书名外，本文因循此称呼全文照用。以下简称这次考查为“西北科考”）的第一批成员，当时的北大理预科学生，曾驻扎于天池福寿观一带进行气象观测。因为在这次科考期间表现优异，刘衍淮获得了珍贵的留德机会。留学期间，出于对军事气象的兴趣，他矢志献身这项事业，回国后培养了成百上千军队气象人员，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刘衍淮与李宪之并称为海峡两岸的气象科学泰斗与气象教学的“一代宗师”。

雕梁画栋的福寿观并非气象站原址，气象站坐落在更高、更远的山坡上。

观测站有一蒙古包，余与德人马学尔及一哈萨克仆人住其中。山之阴面松柏丛生，山腰有一三官庙，有道士ー人主持之。山下为一大湖，岸上松柏苍翠，风景绝佳。湖岸道观名福寿寺，有道士数十人，耕种附近田地，也去迪化化缘。

——刘衍淮西北科考日记

90年过去，不仅当初的帐篷早已灰飞烟灭，原址附近也没有关于刘衍淮及科考团的丁点介绍。

考查团部分成员合影，后排白衣站立者右为李宪之，左为刘衍淮，前排右一坐者为中方团长徐炳昶 图 / 王忱提供

但在1930年代，这是轰动一时的大事件，当时的北平新闻界给予了连篇累牍的报道。1927年4月，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与瑞典地理学家斯文·赫定合组的“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成立。5月，专业人士的队伍，加上数百匹辎重累累的骆驼，从包头出发，考查范围涉及内蒙、甘肃、新疆、青海和西藏诸省。

1927年科考团驼队离开哈那河大本营向额济那河进发 图 / 王忱提供

一次原本因德国汉莎公司开辟新航线而派赫定启动的气象考查，最后演变成了先后两次、长达6年（将之后的绥新公路勘察也算入共计8年），绵延万里，涵盖气象观测、地理和测绘、地质古生物调查、考古学和民族学等多学科调查的大规模研究。所得各类采集品、文物与科研成果，可谓汗牛充栋。

刘衍淮后人捐赠给黄文弼中心的珍贵资料 图 / 刘新

几个月前，刘家姐妹将刘衍淮留下的科考照片、日记和文献等珍贵资料捐献给新疆师范大学黄文弼中心。“这些东西回到了它们的家。我们想，在天上的父亲应该会很高兴。”刘美丽三姐妹语带欣慰。

9月29日，该中心举行了隆重的受赠仪式和纪念活动。徐炳昶、黄文弼、袁复礼、龚继成和刘半农等西北科考团理事和成员的后人见证了这一时刻。

黄文弼中心的成立同样源自一项意义非凡的个人捐赠。2012年至今，黄文弼的儿媳李传芳带领子女，遵循两代人的遗愿，在多方调查后，选择将黄文弼的三千多册图书（多为线装书）、一千多枚拓片及珍贵地图捐赠给新疆师大。不久前，袁复礼后人也把家里保存的（由袁复礼收藏多年）科考团部分成员的文献和物品捐赠给这里。

然而，除后人圈子和少数研究者以外，西北科考的历史如同一片巨大的空白，为世人所忽略。如若不是在1980年代之后，先后由民间发起过三次周年纪念、一次课题研究，又在黄文弼中心诸多学者的努力下开始筹建科考团纪念馆和研究平台，中国西北科考团几乎就要埋没在历史的缝隙里。

“这些年，我们习惯了昼夜兼程，生怕慢下来，习惯了兴冲冲地往前看，不太往后看。到今天，尘埃落定，我们终于到了要把历史翻出来摸一摸、细细琢磨的时候。”黄文弼之孙、学者黄纪苏说。“回顾20世纪初的西北科学考查，是在传统学术和现代科学的结合中一次极有意义与成就的实践。但1949年后，在反侵略、反帝的话语体系里却陷入了尴尬。今天来看这段历史，其实正是一部民国前后的外交史，知识分子和民间社会的成长史。”

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科研活动示意图

古人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勉励青年，而我们又恰恰生在如此不幸的一个中国，更不容有半点安闲自在、偷生于世哈密品牌齐全螺旋洗砂机厂家供应！……我希望能像一个穿老布衣服的乡下人，胼手胝足，辛苦一生……我愿脚踏实地一生做我的实地工作。我愿永远保持这样的态度！

——地磁学家、地球物理学家，中国西北科考团成员陈宗器

在艾林的童年记忆里，科考永远是父亲刘衍淮讲给她听的每晚Bed time story（睡前故事）。

“太小了，我只记得他讲他们骑骆驼。讲狼来了，一条一条死的狼，在帐篷旁边。还有夜里入睡前，生怕骆驼跑掉，他们会把骆驼绳子绑在手腕上。”

直到看到父亲的亲笔日记，才了解真实场景的危难。

山上风大，野狼常到蒙古包周围寻觅食物。有一次我在冰面沿湖测量，想画一湖的地图，因四月中天气已稍暖，湖冰时时作破裂声之巨响，余惧冰裂而坠水，故半途而废，常见山上降雪之日，湖及寺处降雨，上下高度差千余米，温度差在10℃以上，五月三日下山时山上积雪深1m。

——刘衍淮西北科考日记

“真是要守得住寂寞啊！”前来新疆师大参加纪念活动的台湾气象学人叶文钦边看展览边感叹。

去乌市开会的前两天，刚一到吐鲁番，我便领教了“陆地风库”的凛冽。街道上的树叶平行摇摆、左右哆嗦，沙子直往嘴里钻。高速公路迅即封闭，改道行进的公路上，几里外的风沙刮出螺旋般的形状。此后的一个多星期里，嗓子发干、耳鸣等反应一直不曾消除。但与西北科考团的经历相比，这些都过于小儿科了。

在团员和赫定的记录中可见，严酷的气候条件是首当其冲的噩梦：“风暴起时，篷顶和衬边被撕成条子哈密品牌齐全螺旋洗砂机厂家供应；经常是兜头盖脸的狂风暴雨，随团的驼队一哄而散，花了多少现大洋才买来的骆驼，一瞬间竟打了水漂。赶上风沙无水，团员们实在渴得不行了，只能以骆驼尿救急。从-40.7°C的严寒到42.4°C的酷暑都经历过。在1927年底向新疆的进发途中，粮食不够吃了，又遇大风，条件异常艰苦，只能杀骆驼充饥……德国飞行员钱默满曾经一次在自己的帐篷中杀死了3条蛇。”

1927年6月12日，考查团在哈那郭罗进行气象观测。右一赫定，右二郝德，左一徐旭生 图 / 袁扬提供

当中瑞联合组建西北科学考查团已成定局时，有些欧洲人告诉赫定，中国成员最多只能跟他走到尚通铁路的包头，从那儿他们就要转回北京。另一些人认为，老式的中国人都是一些农民，他们只靠着自己家乡地里的收成活着。他们会对荒僻、贫瘠、干旱及沙漠中极度的孤独感到恐惧。但赫定很快便发现并向世界宣告：“实际上没有一个中国人离开考查团的队伍，所有人都跟我走进了沙漠。认为中国人害怕沙漠的欧洲人自己，从未迈出那苍白的文明世界一步。”

此前从未有过田野考查经验的黄文弼，在新疆（克孜尔）石窟工作时，生生练成了攀岩高人，获得了木版经纸。

壁高百余丈，以手拊壁，足踏岩边，徐徐移动，有陡坎手足无所拊，乃系绳于腰，以人拽之徐放。余手挽绳而足拊岩徐下，若此者四十余丈，至有洞壁处。

——《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

由于西部太苦，营养跟不上，黄文弼回来后满口牙齿全数脱落。地质学家袁复礼为保住“天山龙”化石的完整无损，连续工作四个月，在发掘时冻伤了自己的脚，后不得不做手术。袁复礼整整五年没回过家，走时夫人已经怀孕，等考查完回到家里，女儿袁疆已经快五岁了。她那富有纪念意义的名字，便来自于这次考查。

画家陈雅丹的名字也与西北科考渊源颇深。“我知道‘雅丹’这一词语，被国际地理界正式作为特殊风蚀地貌的专用名称，正是从斯文·赫定及父亲陈宗器进入罗布泊后开始的。”

希望亲眼目睹雅丹地貌、重走父亲当年路的梦想，在20年前得以实现。陈雅丹曾先后两次，以纵穿和横穿的方式深入罗布泊。这些都记录在她撰写的《走向有水的罗布泊》一书中。

在现代越野车和多位当地探险专家的“护航”之下，行走于戈壁腹地的陈雅丹仍然备感吃力。其中最大的苦楚发生在碱滩路段。

碱滩是史前塔里木盆地碱海的海底。当时海的面积比现在大，约9250平方公里。后来海底隆起，海底的盐碱经过多次干枯、涨水、溶化，与泥沙固结，最终形成了坚硬如铁的大盐碱块。瑞典地质学家霍涅尔觉得碱地的外观如同“刚刚犁过的土地立刻被冰冻了起来。它们小的有一尺来长，大的有一两米高，人行进期间感觉波澜起伏，仿佛置身于硬碱块的汪洋大海之中”。

陈宗器在工作 图 / 王忱提供

此碱滩乃古代海底，为史前塔里木盆地之碱海……行一日后，余等皆感足痛，骆驼柔软之足更在碱滩上血汁斑斑矣！……帐篷不易支起……铁钉不易击入，并不能得平放铺盖处，平日骆驼经长途旅行之后 自然倒地休息者，至此虽使其下躺，亦立即起立，以碱滩锐利坚硬，不胜其痛苦之故，汉代大军西征时，经过盐泽困难情形，亦有记载。

——陈宗器《罗布淖尔与罗布荒原》

“到处是七棱八翘的大盐碱块。这就是父亲说的‘碱滩’了。”陈雅丹回忆。

“在父亲工作的那个时代，汽车是已被宣判绝对无法在碱滩上行走的，而如今由于有了测石油时大车压出的测线，我们的车才能继续向南，条件比过去是好多了，然而依然是十分厉害的颠簸，颠得头皮发麻，浑身成了土猴才算，速度还特别慢时间格外漫长，空间显得永无止境。”

当时去罗布泊，必须经过新疆政府的批准，而在1930年代，新疆地方政府对西部地理考查一律采取不合作态度，不批准任何探险队、考查队进入新疆。“即便是中央政府批准了，他们也不开绿灯。”

考查团到达乌鲁木齐后，新疆统治者杨增新了解到他们是为科学而来，对他的统治并无威胁，而且对地方发展有利，因此批准了考查计划。只是出资方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开辟航线试航的目的没有达到，德国在与赫定签订的合同期满后不再出资，部分德国团员奉召回国，斯文·赫定不得不回国另筹经费。团员们稍事休整，便奔向全疆各地展开工作。到1930年，第二拨科考开拔。

科考团的每一位中国成员，都在考查中收获了人生中的第一或唯一。最让人不忍提及的，是北大物理系大三学生马叶谦。科考团到达额济纳河之后，就在葱都尔（又说松都尔）设立了第一座气象台，马叶谦和瑞典人生瑞恒被留下来开展工作。不想马叶谦竟因长期抑郁和精神错乱自杀。

“如果马叶谦全身而返，他的前途不可限量。长达两年多的气象观测，马叶谦坚持了18个月，对于额济纳地区破天荒的气象观测，他记录的数据功不可没。”

1927年12月，中方团长徐炳昶带领着第一批团队的部分团员从额济纳往哈密方向前进。原计划月余就可到达，没想到，在荒漠中一走就是48天。60多岁的斯文·赫定在戈壁滩中胆结石复发，一病不起。科考队员只好将他抬到一个小绿洲，留几名瑞典团员陪伴他养病。大队人马由徐炳昶带领继续前进。后粮食告罄，无奈只能杀垂死的骆驼充饥。最终团队终于挣扎着走出戈壁。这篇徐炳昶写于当年冬至的日记，真实记录了与团员受困于此，不忍宰杀骆驼，徐薪水无着，又惦念远方家人的复杂心绪 图 / 本刊记者 梁辰

北京将证明白种人和黄种人之间能够很好地在一起工作和生活，因为知识会超越政治藩篱和种族间的偏见，我从不打算理会令人不安的纷扰和短视的民族主义……旅行队的人都将成为朋友，中国人将享有与欧洲人一样的权利。而中国人是在自己国家，是主人，而我们则是客人。因而，我期望每个人都能恪尽职守，因为，如果探险队的所有成员都能尽自己最大努力，那我们的成果将会真正有利于人类的福祉。”

——斯文·赫定

堪称奇绝的中瑞西北科考，缘起于一个西方人的中亚情结。

1900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进入罗布泊考查湖泊地理情况时，因其向导奥尔德克意外找到几片雕刻残片，使他意识到自己已嗅到一处古代文明的遗址。次年，他再次在奥尔德克的带领下进入罗布荒漠，发现了消失已久的楼兰遗址，引起了欧洲学术界的震动，引发了西域和罗布泊、楼兰的探险考古热。

在1893-1909的三次亚洲探险活动中，赫定都是唯一参与的欧洲人，要承担全部的科学观测和采集工作。“时而有一种愿望攫住了我的心，有朝一日，我要率领一支大型的队伍到我已经探察过的地区以及中亚那些鲜为人知的地区进行探险。”

1926年，德国汉莎航空计划在德国与中国之间开辟一条途经中亚的空中交通走廊，需要预先考查沿途的地理、地貌和气象情况。曾经四进四出中国西北腹地，有着极高声誉的赫定成为率领这支考查队的最佳人选。尽管赫定当时已经年过花甲，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汉莎公司的邀请。

斯文·赫定赠送给徐炳昶的书 图 / 本刊记者 梁辰

第一批出发的团员，包括10名中国人、6名瑞典人、11名德国人和1名丹麦人,此外还有3名曾为外国探险队服务、受过野外发掘训练的中国采集员，三十多名汉、蒙等各族工人。5月20日，大队开始向北进发。232峰骆驼组成的驼队足足排了一二里地长，两边还有当地驻军派来的30名骑兵护送，浩浩荡荡。

这次雄心勃勃的计划却差点夭折。

“光是中瑞双方的谈判细节都可单独出书了。”徐十周个子高，说话宏亮。他的祖父徐炳昶（字旭生）曾任北大教务长，是中瑞西北科考团首任团长。直到1990年代翻译赫定的《亚洲腹地探险八年》第一卷时，人到中年的徐十周才开始真正了解先辈参与的这段历史。徐十周翻译过的第一卷前两章满满当当数万字，全都是关于西北科考协议从萌生到引发论战，到最后出炉的过程。这一部分最后没有收入该书中文版，但放在了他姑姑王忱主编的《高尚者的墓志铭》里。

在最初赫定所拟的协议中，有两条引起中国学术团体激烈反弹，分别是：“只容中国二人参加与中国官厅接洽之义务，限期一年即需东还”，“关于将来采集历史之文物，先运瑞典研究，俟中国有相当机关，再为送还。”

不能忽略当时的时代背景：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沙俄、英、法开始注意到新疆等地散见的文物、古城与古代文献，对这片土地曾是中国与波斯、印度文明交汇之处已开始有了模糊感知。一拨又一拨不同学科的调查者往往打着“考古”的旗号步入新疆，一批又一批珍贵文物被搜掠而去。在仰韶发掘中起到关键作用、备受尊崇的瑞典科学家安特生，之所以积极促成西北科考合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希望瑞方能帮助验证他所提出的“中国文明西来”说。

“岂可再由列强掠夺和摆布？！”在五四风潮推动下，中国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逐渐形成，对外国来华探险者的动机与条款产生了本能的抵制。

1927年3月5日，故宫博物院、北京大学研究所考古学会等十余家学术机构在北大三院举行联席会议，会议最后“议决组织北京学术团体联席会，根本反对此等事项”。

朱玉麒深入研究西北科考多年。他说，观察中国给外国人发的护照之变化，也是一个有意思的角度。“一开始上面要求各地一定要保护外国人的人身安全哈密品牌齐全螺旋洗砂机厂家供应；后来才加上保护安全的同时要注意他们的动向，比如限制其窥视边疆的地域和面貌，俄罗斯人的入境不得夹带中国人的商品，一点点地，在知识分子的提议之下，国家的主权保护意识提高起来了。到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当发现懦弱无能的国家政府可能无视和放弃科考与科学的时候，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干什么——这是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大爆发。”

中方代理团长袁复礼（左）、外方团长斯文·赫定（中）和中方团长徐炳昶在谈工作 图 / 王忱提供

年轻的中国学术界依然希望在维护自身权益的基础上，发展中国的学术并且培养人才，为国家建设服务。至4月下旬，拉锯数轮的双方终于达成19条合作办法。办法中确定了协会下设的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理事会对考查团的领导地位；设中外两名团长；采集品运往北京，由理事会处置；有关国防问题不得考查；考查经费由斯文·赫定负责；考查期限2年等等。

在徐十周看来，赫定一直就有英雄情结，希望做个探险大家。“有人认为他学术能力不够，但我觉得还是很强的，野外作业和应变能力也非常强悍。他并不是什么种族主义者，也没有抱着文化侵略的目的，不然也不会达成这样的协定。”

表面看，赫定的任务和角色是尽可能帮助航空公司获取开辟航线所必需的地理、气象，以及相关的天文学及地磁学资料。而他真正在意的是进一步考查以前没有考查过或者未曾考查透彻的区域和内容——譬如罗布泊，同时找寻中亚和中国内地新石器农业文化之间相互联系方面的资料。

斯文·赫定泛舟罗布泊 图 / 王忱提供

多位学者指出，与斯坦因等人不同，赫定的探险或考查并不是以“找宝”——攫取文物为出发点。赫定一再表示：不与各国古董商作交易。在路经吐鲁番见到千佛洞被勒柯克等人劫掠，他表示了义愤。“如果富有经验的欧洲科学家们能帮助中国人找到并保存那些埋藏在他们自己国土上的无穷的科学财富，那只会有益于中国人。”赫定说。

从中国方面而言，无论是从财力、人力和物力哪方面讲，都迫切需要外方的支持。

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主编的《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综论》一书中提到，在西北科考成行的1927年，除地质调查所外，中国尚没有其他国立科研机构。大学不但匮乏资金购买必要的图书资料和仪器设备，连教师的基本生活费都没有保障。由于北大存在教员“薪水无着”的窘境，为让参加考査团的徐炳昶在外安心工作，刘半农还得给徐的妻子筹生活费。

至于到野外考查，更是可望不可即。中国近代考古学奠基人李济曾经回忆，1923年他回国后不久，发现“美国、法国、瑞典等国的考古学家和学术团体，纷纷到中国的北方来考古。我们中国的考古学家，虽然也想去做，但是没有钱”。

从最后的结果看，中方得到了大量急需的矿产资源、西部交通、社会民情，重要的建设资料和古生物、考古等学术资料（尽管没有在日后得到及时总结和善用），还培养出一批崭露头角的学者，同时也满足了赫定证实古丝绸之路以及进一步调查罗布泊及周围河流变迁原因的愿望。可以说，西北科考是一次双赢的合作。考查时间也从原定的两年延长至六年，并且衍生出1933-1935年的绥新公路考查：中国政府铁道部直接出经费，在赫定带领下，派出有技术专长的工程技术人员尤寅照和龚继成，以及其他科学家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