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刨地瓜

刨地瓜

当的连环画果筐破碎机自动接料，姚士昌《种花生的故事》

王铎回忆录《一蓑烟雨》185果筐破碎机自动接料：

王铎 著

十二、绚丽时光：难忘的秋收劳动

看官，王继军老师对于稿件中常常出现的一些词汇的重复运用，一向有自己独到的看法。作为学生，我不仅要学习他的工作方法，更重要的，还是想从他那里找到一种解决问题的能力。

比如说，在刻蜡版时，我就经常对于一些“带头作用”、“模范作用”等等词语，产生了厌烦情绪，认为是不是可以换一种说法。

他得知后，便郑重其事地对我说：“对于一个同学的评价，就应该是一个标准。你说哪个同学起到了‘带头作用’、‘模范作用’，还有‘坚持原则’、‘吃苦耐劳’、‘积极肯干’等等，就得这么写。不能一个同学一种说法，那样就乱了，人家就看不明白了。呵呵，这就跟写‘评语’一样，一定要有这样的评价。”

他的这段话，谈不上经典，也算不上格言，却让我铭记了一辈子。因为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要评价一个人，也确实需要如此评价。多年来，这种中国式的评价体系，一直没变，也不可能有其他的说法。

整整十天的秋收劳动，看似非常短暂，其实这对一个从未出过门的、或是从未在农村生活的中学生来说，时间也很长的。当时，我们都是十六七岁，正处于青春期，浑身似乎都有使不完的劲儿。可面对那些般般样样的农活，还真是有点老虎吃天，无从下口的困惑。

青岛地区的秋收，主要农活就是刨地瓜。要刨地瓜，就得先割地瓜蔓，所以不会使镰刀，不懂得抡镢头，就刨不了地瓜，也搞不好秋收。因而，学生们一到赵村，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怎样抡镢头，怎样握镰刀。

老师们当然要讲了，生产能手、老庄稼把式也给我们做示范。这田间地头的一教一学，一比划一练习，这就行了。秋收这就干起来了！

当时赵村的地，除去一人多高的秋苞米，几乎全是一色儿的地瓜。满眼青绿，叶片闪闪，一眼望不到边。

只要十个八个学生往那里一站，站成一排，每人把着一条地瓜岭，镰刀齐刷刷地这么一挥，一张大大的绿叶地毯，就这么翻卷起来了。而且，往往是男生割地瓜蔓，女生卷地瓜蔓，前面快速挥镰，后面一齐翻卷。一亩地下来，地瓜蔓越卷越粗，越卷越厚，场面非常热闹、壮观。

看官，如果当时你在现场，也一定会被这种火热的劳动场面所感染。都说农民收获的是庄稼，其实他们收获的是整个一个秋天，是在收获一年来的汗水、辛苦、欢笑、开心和富足……

学生们的到来也一样，他们尽管付出了“一身汗水”、“两脚泥巴”、“双手劳茧”，可多年之后才知道，自己收获的是一个极其珍贵的少年。一个用泥巴和汗水塑造的、用什么宝贝也换不来的、迷人的少年。

当时，山东地区主要的地瓜品种叫“窝瓜”，且得到了大面积的推广和种植。“窝瓜下蛋”的故事，就发生在靠近青岛周边的胶南和莒南。一提“窝瓜下蛋”这一句成语，现在的青年人几乎都不知道了。可在当时，在我们这些孩子们的心目中，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我们中学的《农业》课本上就有这一课，咱们先不说。就说是1970年上映的科教片《窝瓜下蛋》吧，由上海天马制片厂摄制，在电影院里，我们就看了不知多少遍。

怎么会看了这么多遍呢？原来，这部科教片很短，常常作为电影院的加演播出。只要是正片还没来，电影院就插播《窝瓜下蛋》。以至于，有时片子一断，电灯一亮，《窝瓜下蛋》这就接上了。

最后大家都看腻了，只要听到那位操着男中音的配音演员一说：“窝瓜下蛋……”孩子们就会哄堂大笑……另一部也是科教片，也让孩子们笑声不止的是《种花生的辩证法》。

这部影片也是说的山东故事，是烟台蓬莱县团结大队“花生大王”姚士昌发现“花生夜间开花”的故事。现在知道，姚士昌是一个假典型，但当时的“窝瓜下蛋”，可是一个真科技、真故事。

当时国家为了解决粮食欠缺，曾经号召广大农民种植地瓜。“窝瓜”在地瓜当中产量最高，个头又大，又是一嘟噜一嘟噜的“子母瓜”，所以很受追捧。我们在赵村刨的地瓜，就是这种“窝瓜”。

看官，“窝瓜”有的个儿大得，就像小地雷似的。吃起来特别香，特别甜。有的面兜兜的，跟糖炒粟子一个味儿。有的甜得都流地瓜油，粘得满哪都是，五个指头，都能给粘成了四个指头。

“窝瓜”蒸着吃、煮着吃、烤着吃、炸着吃，都行。推成地瓜面，与白面一起做成花卷，包地瓜面包子，也都很好吃。但最好吃的，还是把它做成菜品，叫做“拔丝地瓜”。这是青岛人的首创，当时结婚娶媳妇，婚宴上必有这道菜。

“拔丝地瓜”的做法，也很有讲究。妙处是在熬糖上，只要是掌握了熬糖的火候，把糖的汽泡熬成了小米状，再在锅里翻炒几个来回，这就可以上桌了。

食用“拔丝地瓜”，也跟吃“拔丝山药”一样，要用蘸了水的筷子吃。每捯一筷子，都要蘸一次水，反复捯，反复蘸。直把糖丝拉出几尺长，大家你争我抢，筷子和筷子打仗，才算完事儿。

如今，这种地瓜已经没有了、消失了，好像也没人种了。有的人说，品种改良了。我不相信，我只能说是“断种”了。或者说是土壤里的各种化肥太多了，已经不适合它的生长了。

可是，当年在赵村刨“窝瓜”，那可是个技术活儿。一不小心，这一镢头下去，五六个“窝瓜”就被劈成好几瓣了。白茬一片且不说，那乳白色的瓜汁就会呜地一下子，全冒了出来，真是疼人啊！

所以刨“窝瓜”要转着圈儿刨，不能心急。一般的刨法，就是前后三镢头。刨常了，有经验了，这三镢头下去，不仅伤不着地瓜，还能一把揭锅儿。

看官，所谓的学农劳动，就是干农活儿，这不必多说。还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要上一堂贫下中农的“阶级教育课”，这可是必须的，都是村里给安排。

至于这堂课如何上法，在什么地方上，是田间地头，还是场院上，还是老乡家里，那就不一定了。反正，这堂课是必须上的。级部的全体师生要上，各个班级要上，有时自己的小组里，也要上。

按当时的说法，这是在与贫下中农“联络阶级感情”。一堂堂的“阶级斗争教育课”，就是一条条重要的联络途径。

你看，在10月13日的《秋收快报》上，初三10班的同学，就有过这样一篇来稿，题目是《一堂阶级教育课》。

他们说，在1974年10月12日晚上，“繁星满天，灯光闪闪。晚饭后，我们在明亮的灯光下，围坐在七队王可元大爷的身旁，听他给我们上重要的阶级斗争教育课。”

这位王大爷回忆道：“我从六岁起，就给地主放牛。十二岁就给地主扛活，吃不饱，穿不暖，挨打挨骂。全家九口人就靠我和我父亲的扛活，养家糊口……”

这堂课上得有声有色，初三10班的同学们“很受教育”。

差不多两天之后，在陈吉臣主任的一再请求下，我们一中的全部大队人马，在赵村召开一次规模不小的“阶级教育、路线教育大会”。

在参加的人员当中，除去一中的全体师生之外，还有不少“社员积极分子”和群众，黑压压的五百多人坐在广场上，声势非常浩大。

这天的会，开得很成功。在第二天10月16日的《秋收快报》上，我们以青岛一中秋收劳动指挥部宣传组的名义，重点报道了这次大会。

大会首先发言的是赵村大队党支部成员、贫协主任邵守森。

看官，你可别小看这个邵守森，他出席过全国劳动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在当地很有名望，经常被流亭当地的各个单位请去做报告，宣讲的他先进事迹。

还有一位发言的是大队党支部书记纪齐章。一说到纪齐章，就更不得了了。其他的事可以放下不说，就说一件事你就明白了。他曾经“两次受过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接见”。陈吉臣在举着双手向大家介绍的时候，纪书记还微笑着连连点头，会场上顿时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

“毛主席接见过他……”

“两次……”

“肯定是他去北京了……”

台下的悄悄私语之声，也不绝于耳。

看官，当时在青岛的大会上，介绍某某人，受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接见，这当然不是第一次。能够得到这种殊荣的人，也不算少。但是，如果是两次，或者说是多次，那可就是凤毛麟角了。

受到毛主席接见次数最多的，当数全国纺织系统的劳动模范郝建秀，我们几乎都是听着她的故事长大的。

还记得每次在全市大会上介绍郝建秀的时候，主持人都没工夫说别的了，只说：“曾经25次，受到过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切接见的——”

“郝建秀！”台下有人就直呼起来。

“对，是郝建秀……”

这下，会场上的掌声就无其代数了，就一片压一片、一片摞一片了，就海儿了！

这都是我亲耳听过的。还有，当主持人说出“下面介绍——曾经26次，接受过伟大领袖……”

哎哟，主持人下面的话都听不清了，这台下的掌声就响不迭了，乱了，听不清了，海儿海儿了！

还有，当主持人大声地、扯着嗓子喊一样地说出“下面的这位，全青岛没有不认识的，曾经27次，受到……”

哎呀，看官，每次，真的，就是每次，只要一介绍到郝建秀，台下的掌声、欢呼声，都是风起云涌、翻江倒海……

只有一次，那是1973年10月，当《青岛日报》上登出了“杨坡兰同志任中共青岛市革委核心小组副组长、青岛市革委副主任。郝建秀同志任中共青岛市革委核心小组副组长”的时候，青岛人都纷纷议论开了，都说是郝建秀可能在什么事情上受牵连了，立场不坚定了……这回，杨坡兰行了，中央看到了，上去了……等等。就是从这一时期之后的一两年里，郝建秀这面大旗便不再有人提了。全国纺织系统一提，就是杨坡兰……

当时，青岛的小道消息也真多，是真是假，谁也不知道。

听说，当年8月24日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召开的前一天，也就是8月23日这天的中午，周恩来在“十大”的预备会上问：“坡兰同志来了没有？”

下面，鸦雀无声，都不知如何回答……

紧接着，有关方面就在当天的中午，用专机把杨坡兰从青岛接到北京去了。

杨坡兰这一走，青岛就炸锅了，就传开了——

“看来杨坡兰是真的上去了……”

“这还用说，连周总理都称她‘坡兰同志’，哎哟，了不得了……”

“杨坡兰这就是跟对人了，肯定的。不然……”

“谁知道哪块云彩上有雨？你看这郝建秀，27次见过毛主席，恐怕也不顶用了吧？哎呀，多少年的劳模啊！都是干出来的。”

“一样，人家杨坡兰也是全国劳模。”

呵呵，看官，你看这一通儿瞎叨叨……

且说这杨坡兰，也不是一般人物。她1937年出生。1948年6月11岁的时候，她就在国棉六厂织布车间做童工，当上了纬纱房工人。1956年，在她19岁的时候，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一直做了大大小小的官，这不，1973年成为中共“十大”的代表。在“十大”又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用当时的话说，她从小也是苦大仇深，一心向往革命。

可谁知，杨坡兰的好日子也没几年。“四人帮”出事后，她一度也被审查了。于是，民间就又流传出她的一些个坏话来——

“什么杨坡兰，实际上是‘杨破烂儿’……”

还有的说：“杨坡兰是被江青看上眼儿了，是江青在青岛的代理人……”

说这话的人，恐怕也是不怀好意。硬是把这位全国劳动模范往江青身上推……

看官，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代表人物。无论你是谁，其实都是历史的剧中人。历史这个大舞台，既无编剧，也没有导演。既无大角色，也没有小角色。任何一个人，都在扮演着自己。几百年过去后，又都成了戏中人。再往后，每个人物就都模糊了，看不真切了。

回过头来，咱们还要继续说这在赵村召开的“阶级教育、路线教育大会”。

这位贫协主任邵守森说：“解放前，父亲、哥哥全给地主扛活。自己自幼跟着母亲四处讨饭度日。十五年来未穿过一件好衣裳，未穿过一双像样的鞋，不识一个斗大的字。大哥给地主扛活，竟活活被地主打死。母亲为此哭瞎了眼，全家日夜挣扎在死亡线上……”

邵主任说着，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全场师生都为他的苦难经历流下了热泪。不用说，邵主任控诉的是黑暗的旧社会。

等到纪书记讲的时候，就是新社会了，天就“大亮了”，一切都美好了。他说：“过去我们为什么苦？苦就苦在没有政权。现在为什么甜？甜就甜在我们有了无产阶级政权。有了一条毛主席给出的革命路线。经过反复斗争，才夺来今天的大好形势。”

同学们听到他这么一说，激动的、热烈的掌声就又响起来了。

纪齐章书记继续说，他掰着手指头，像数落自己的家当一样，说出了赵村目前的一连串数字：“全大队现有760户，3650人，有集体耕地1869亩，8个生产队。还有技术队、林业队。其中，包括苹果树2270棵。还有饲养组、编条组。”

看官，在这里，我要插上一句。什么叫“编条组”？所谓“编条”，在青岛就是“编柳条”的意思。“编条组”，实际上就是编柳条筐组。当然，“编条组”也不仅仅就是编柳条筐，什么也编。还编柳条垫子、柳条盖子等等。

纪书记最后说：“我们还有铁路装卸队、建筑队、电工组、木工组、缝纫组，磨房、理发店、保健站、接生院……还建起了矾土加工厂、地毯厂、养鸡场、水泥管加工厂。大队现有拖拉机5部、播种机4部、脱粒机10部、破碎机两部。还有电磨、钻床、车床、变压器、扬水站、机井、电动机等等……我们初步实现了农业机械化、水利化和电气化。这一切，充分说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

看官，纪书记的话讲完了，同学们的心里都热乎乎的。

我当时在想，在青岛，像赵村这样的农村，实际上还有很多，它们都成了现代化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新农村了。难怪纪书记能够两次见到毛主席，原来是他像山西昔阳县大寨村的陈永贵一样，带领着全村的社员，走上了一条社会主义的致富路啊！他一定是一个农业学大寨的典型。（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