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轮斗洗砂机的简单介绍

田间 资料图片

田间（左）、艾青（中）、魏巍合影。资料图片

【追光文学巨匠·纪念田间诞辰105周年】

在诗歌竞技场上延安轮斗洗砂机，以为今天之诗必好于昨天之诗、明天之诗必好于今天之诗的进化论思维是靠不住的。所以延安轮斗洗砂机，置身于全球诗歌艺术日益趋新的当下，回望20世纪三四十年代诗坛仍会发现延安轮斗洗砂机：彼时诗人群星璀璨，其中规模影响最大的有两支劲旅，一是戴望舒、卞之琳、穆旦领衔的现代主义群落，一是艾青、田间、臧克家统摄的现实主义潮流。二者双峰并峙，互动相生，支撑起诗坛健康繁荣的生态格局。而现实主义诗歌“三叶草”中，田间的创作起点高，跨越时间长，爆发力强，成果丰赡，尽管一直饱受争议，他却“越挫越勇”，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创造势头，根据现实变幻而频繁调整艺术方式，风格卓然，在创作之路上不断输送经典，影响着同时代乃至后来诗人的艺术走向。

1.“我要使我的诗成为枪”

胡风称田间为“战斗的小伙伴”，闻一多说田间是“擂鼓的诗人”，都抓准了田间诗歌的本质。“战斗”“擂鼓”均证明田间从“小伙伴”到“大诗人”的过程中，绝非纯粹的“牧歌诗人”，而是具有诗人与战士的双重身份。作为优秀诗人，田间清楚诗乃生活中的竖琴和夜莺，有很强的艺术独立性延安轮斗洗砂机；但更深知特殊时期的诗应放弃个体的一己悲欢，听命于社会和时代心灵的召唤，成为“匕首”和“投枪”。田间崛起的20世纪30年代中期，中国正值光明黑暗交错的方生未死之间，战争容不得柔婉娇媚的娱性诗生长，而迫切呼唤鼓手迭出与杜鹃啼血。于是具有强烈艺术良知的田间凛然申明，“我要使我的诗成为枪——革命的枪”，并真的化笔为枪，使从亭子间与书斋走向生活与战场的诗，获得了旗帜的效能。

抗战期间，他毅然从日本返回祖国，一气呵成的长诗《给战斗者》，以对侵略者的愤怒和对祖国、人民的强烈之爱，喊出高亢激越的声音：“敌人/突破着/海岸和关卡，/从天津，/从上海。//敌人，/散布着/炸药和瓦斯/到田园，/到池沼。//敌人来了/恶笑着，/走向/我们。//恶笑着，/扫射，/绞杀。//今天，/你将告诉我们/是战斗呢，还是屈服延安轮斗洗砂机？/祖国，祖国呵!”诗像对日寇的宣战书，又似给民众的动员令，振聋发聩的鼓动同呼唤兼具，同仇敌忾的决绝与信念并出，其能震醒社会上昏睡者的雄健与力量可见一斑。

再如街头诗《假使我们不去打仗》：“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敌人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用手指着我们骨头说：‘看，/这是奴隶！’”该诗更具鼓舞作用，它在构思上寓正于反，通过敌人用手指着并且言说的场面细节刺激，警示民众“假如我们不去打仗”的后果，即是民族、国家特别是人将遭受肉体精神的双重屈辱，因此对读者构成严峻的灵魂拷问。虽然诗歌未给出选择的答案，但其内在的逻辑力量凸显的思想态度异常明晰。它和诗人的很多诗一道，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中起到了强壮国魂、打击敌人、鼓舞群众的直接作用。

田间说：“政治激情是诗的灵魂。”他的诗也践行了这一主张，不少作品皆用生命与激情浇筑而成。国家、人民与革命的立场，决定他的诗和个人的闲适情调相去甚远，其常以明朗雄健的声音，传达群体的精神意向和情感要求，从个人出发却有非个人化效应。如《义勇军》：“在长白山一带的地方，/中国的高粱/正在血里生长。/大风沙里/一个义勇军/骑马走过他的家乡，/他回来：/敌人的头，/挂在铁枪上！”诗貌似走笔冷静，实则在雕塑感极强的画面中，对英勇威武凯旋的义勇军英雄的赞美溢于言表，这首诗颂扬的义勇军显然不仅是一个人，其背后耸立着一个群体乃至民族的影像，诗对力的崇尚与对英雄主义的高扬，已暗合奔突蓬勃的东方“日神”精神。再如创作于20世纪40年代的《赶车传》描写兰妮等人的苦难只是手段，目的是以之为背景凸现主人公无私无畏的精神和英雄主义品格。这种将个人自发反抗和党领导的自觉斗争结合刻画人物的手法，时代感强烈，能使读者超越雪泥鸿爪似的触动，获得全灵魂的震颤。因为田间诗的情感是从命泉流出，灼热，真挚，又连通着群体的情感与经验，不矫揉造作，不拐弯抹角，常如飞流直下，岩浆喷涌，带着一种想象的迅疾与男性的精神硬度，情感冲击力强劲。

也许有人会说，田间对群体、民族意识的标举是否会削弱抒情主体的个性，殊不知从新诗初期“人的文学”转向田间时代“人民的文学”，不是以救亡遮蔽启蒙，而是对人的个性、解放的深度探求，其实质是更高层次的“人的启蒙”。如果将田间诗歌置于20世纪40年代的世界诗坛，其价值将更加显豁。那时处于生命旺季的存在主义浸入西方现代主义诗歌，使虚无、孤独、死亡、荒诞等异化主题流行；而中国诗坛的田间、艾青等人，则以力、英雄与崇高的呼唤，打造着一种新态诗歌，它在某种程度上以明智的文化选择，抗衡、矫正了世界诗坛的意识倾斜。

2.“常”中求“变”之道

民族文化的长期浸淫，决定“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传统已内化为田间创作的伦理常态；但若停浮于此，田间诗歌便无更多值得圈点之处。田间的独特在于其三十余部诗集，始终灌注着一位赤子诗人对国家、人民之爱，情绪饱满，风格质朴，从题材、旨趣到语言、意象都有浓郁的“中国风”；并且，能“常”中求“变”，因时因势调整表现策略，进行超越式的自我“革命”，于是其诗在不同时段以不同样貌示人，在各种艺术可能性的寻找中，练就了多副笔墨。

若说早期诗集《未明集》《中国牧歌》和《中国农村的故事》，是从老家安徽无为的乡土里绽开的“精神花朵”，聚焦受苦者的苦难命运与抗争意愿，风格诚挚，虽少成熟的意象，有时一二字一行，支离破碎，但其大胆的“破行断句”里也透着打破形式桎梏的创新冲动。抗战初期的《给战斗者》《义勇军》等诗风一变，短捷的句式、激越的情调、雄浑的气势、凌厉的笔法与峻急的旋律遇合，呼应战时形势与民众情绪，真如一声声“鼓点”，声律与情绪陡增着诗的力感和战斗气质。1939年在延安发起的“街头诗运动”中，田间和邵子南、丹辉等人将诗写“在门窗边，在巨石上，在被轰炸过的墙壁上”，开创了短小精悍而明快的“街头诗”体式及新的传播方式，《一个义勇军》《毛泽东同志》等文本对抗战构成了一种鼓动与推进。而“速写”式的《呈在大风砂里奔走的岗卫们》、民谣风的《她也要杀人》对人民和新生活的“拥抱”，及书写肖克、杨成武、聂荣臻等人的组诗《名将录》的“小叙事诗”尝试，1942年后受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的鼓舞，写出两部叙事长诗《戎冠秀》《赶车传》，一首是歌颂子弟兵母亲戎冠秀，一首是以农民石不烂的命运歌颂党领导的解放斗争，气势恢宏，从抒情到叙事，从短到长，实现了“新诗的再解放和再革命”。新中国成立后，田间的诗歌依然“及物”，歌颂社会，企望和平，形式上千变万化，根据诗的情思特点起用歌谣体、信天游等体式。

从早期抒情到长诗的叙事变迁，不只是田间诗歌从简单到复杂的转移，其背后深层动因是对诗歌本体、风格的多方探寻。因为田间通过多年实践悟出，过于守“常”易蹈向平庸，过于贪“变”又会浮躁，所以总在“常”中求“变”，将创新视为诗歌的生命线。他创作上的每次新变，都非简单的形式冲动，而是出于生活的需要。这种求新求变的精神，是田间诗歌数次引领诗坛的根由，也使“创造”一词获得了新内涵；说明故步自封或原地“平滑”无异于一潭死水，唯有在宽视野和理想悟性的基础上，不懈创新，超越自我，方有成就大诗人的可能。

3.“民歌是诗的母亲”

海涅道出了诗歌与民歌及民间资源间的关系规律：大凡优秀的诗人，都从民歌“母亲”那吸收过营养；文学史上的历次诗歌高潮，均和对民歌借鉴有关，汉乐府之于曹植、五言诗形式，俄国民歌之于普希金、俄国浪漫主义诗潮，无不如此。田间也是接受民歌“母亲”哺育长大的，其1933年发表的第一首诗《坏傻瓜》虽浅淡，却有民歌的“谣”之味道，大众化立场初显。而后学习民歌的大众化意识愈发自觉，他曾多次申明古诗、民歌“和群众的语言，有血缘的关系，是一个母亲所生的”，主张诗“要为群众喜见乐闻”，提倡大众诗风，他很多诗是应时代和群众的要求而作，不仅走群众路线，而且考虑如何表现群众的方式，努力寻找和大众的契合点，将民歌体式和语言作为重要的借鉴资源，以人民喜爱的美的“真理的韵文”姿态出现。

田间诗歌常从民歌的语言、形象、节奏、比兴手法中汲取艺术养料。像“提防！提防！/提防鬼子清乡。/我们掏出心来，/心连心，/搭成那铜墙”（《提防》）。全诗用群众的口语发声，将口语烧出了生命的原味，平易近人，又有歌谣的刚健与鲜活。叙事长诗《赶车传》则创造了五言民歌体形式，通过快板唱本的韵律、句式与节奏表达农民在党领导下翻身解放的主题，强化了叙事功能，硬朗明快，严谨又富有变化，整饬也活泼，有一种体现“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朴素清新诗风。

模仿借鉴绝非亦步亦趋的重复，田间对民歌进行了创造性的学习和翻新。如源于马雅可夫斯基启悟的“街头诗”，被他融入意象、情境的中国化改造后，现代性和表现力十足，“狗强盗，/你要问我么：/‘枪、弹药，/埋在哪儿？’//来，我告诉你：/‘枪、弹药，/统埋在我的心里！’”这首名为《坚壁》的诗，富有宣传性，但没将自信从容的气度和戏谑嘲弄的愤恨和盘托出，而借助虚拟问答的事态情境，使诗凝练节制，再造空间广阔。田间诗的大众化取向耐人寻味，不论艺术观念怎样“革命”，诗总要让人能读得懂。

诗品有三重境界，一重是作者比作品寿命长，二重是作者和作品寿命同样长，三重是作品比作者的寿命长。田间1916年出生，今年恰逢105岁诞辰，离世也有36载，这中间许多诗人化为过眼烟云，被历史逐渐淡忘；而田间的一些诗篇却已进入第三重理想境界，人和作品仍一再被人提及。从这个意义上说，田间是幸运而优秀的。并且，他处理诗歌和现实关系的经验，对艺术创新的坚韧执守，大众和读者第一的诗学理念，至今还充满“启迪场”效应，或许田间创作包孕的启示比其文本自身的价值要大得多。

（作者：罗振亚，系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

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