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安徽球磨洗砂机的信息

耿飚回忆录（十）

（编辑）/莲儿 指导/耿莹）

一九八五年七月安徽球磨洗砂机，耿飚与参加过五四运动和北伐的醴陵籍革命老人程星龄（时任湖南省政协主席）在一起 他教给我的英文单词，除了一般的用语外，我记忆最深的是 PARTY 和 COMMUNISM （“党”和“共产主义”）。

宋乔生舅舅仍然在工人俱乐部工作。他把我父亲请去对工人纠察队进行军事训练。俱乐部还创办了全国第一个工人消费合作社，使矿工在经济上摆脱了又一层剥削。

这年春天，我在机械科学习钳工。从打铁、打磨、修机器到安装电线、修锁，什么都干，什么都学。我还学会了修钟表。后来参加红军后，有的同志手表坏了，就来找我修理。记得到延安后，我还给罗迈、吴亮平等同志修过手表。经过四个月的边干边学，学习期满，我成了一名机械工人，被分配到洗砂台工作。

洗砂台，我们都管它叫七层楼。

这是水口山矿改为西法开采后增设的一套选矿流水线，用以代替工作效率低的“敲砂麻蝈”。从窿里开出的矿石，由洗砂台最高的一层进入作业，经过破碎、球磨、水选等七道工序，就变成了可供冶炼的铅砂和锌砂。

我现在第二层看“输送溜子”，把杂在矿石里的草圈子拣出来。那是窿下作业时，盖在炮眼上防钻尘反射、保护眼睛的一种稻草圈子。

后来我到第一层（最高层）管一台颚式破碎机。

母亲搞不清这个名称，一再问我安徽球磨洗砂机：“那叫什么机呀安徽球磨洗砂机？”

“就像‘老虎牙齿’。”我解释道。

“可得小心哟安徽球磨洗砂机！”母亲被这个名字吓了一跳。那时矿上工伤事故不断，所以她一再嘱咐我：“要多听你舅舅的话。”

乔生舅舅也在机械科，秘密身份是党支部副书记（当时机械科成立了党支部），公开身份是卷扬机司机手。他负责把矿石卷扬到七层楼上，喂我的“老虎牙齿”。

洗砂台工作是我使用大机器生产的开端。那时还没有对讲机什么的，七层工序，全靠我们心领神会，配合默契，一环紧扣一环。

每天一早，我便爬上高高的七层楼上。那条用螺纹钢焊成的小梯子又陡又窄，九曲回肠似的。我把它当成练轻功的器械。每次往上爬时，我不是一级一级慢慢向上走，而是用脚尖弹跳，借着钢筋的张力向上蹦。开始一次弹一两级，练得久了，一次可以上四五级。

我很爱护那台破碎机，总把它擦得油光锃亮，那块镀铜的、印满洋文的商标，在晨曦里闪闪发光。我注油，试车，调整好操纵杆的自由行程。等开工喴子一响，它便“呜哇呜哇”地运转起来。无论多么大的矿石，它几下就能“啃”得粉碎，倒真像一头猛虎。

说是机械化，其实也并不轻松。我得拉手柄、掌握进料速度、踩脚闸、输送破碎好的矿石，还要注意喷水防尘，一天下来，工作量对我这个刚刚十四岁的少年来说，确实够呛。

母亲怕我消耗力气影响长身体，每天都让我二弟在工间给我送一餐饭，以补充消耗。当时罢工胜利，父亲由于技术较好，工资也多些，我们生活有了改善。同时，这种待遇也说明，我已经成了家里的“顶梁柱”。

加餐的食物总是比正常的伙食好一些。我让二弟与我一起吃，他挺懂事，总是说声“吃不下”，就赶快走开。再说，他到洗砂台来还要做一件更有兴趣的事——练武。

七层楼的土建工程是全钢筋水泥结构，每一层的车间都十分高大宽敞，正好成了我们练武的好地方。这里机器轰鸣，高高在上，工头、矿警、密探很少到这里来。那时练武是保密的，不能让工头知道。因为统治者认为：学了武术的人心会变“野”，而变“野”就会导致推翻他们的统治。

和我在一层的康汉普师傅，是附近的康家湾人，他练武后，臂力过人。他把两块三寸厚、尺把长、约百来斤的钢板当运动器材，练习鹰爪功。下一层还有一位廖师傅，四十多岁了，是缝衣匠出身，他的家就在我家隔壁。他在老家与财主呕气，一怒之下打了财主的管家，跑出来当了矿工。他脾气火爆，见义勇为，有股子拼命三郎的劲头，我们都管他叫廖猛子。他们两人都是我父亲的徒弟。

当然，说是“徒弟”，这仅就教学关系来讲，其实并没有正式拜过师。我父亲多才多艺，有许多人向他学木工、瓦工等手艺，也有不少人请他教武术，所以，可以称得上“徒弟”成群。

父亲也教我学武术。但是，他不教我二弟。这是因为：一则二弟年龄小，二则二弟好动活泼，性格外向，父亲怕他学武后到外面闯祸。于是，二弟便利用给我送饭的机会，找康师傅和廖师傅学武。他也常常缠着我教他。后来，在我参加红军离家后，父亲终于传给了二弟几手绝招，至今，我的故乡一带还流传着二弟在抗日游击队时，施展武术打击日伪军的故事。

父亲教给我的武术，在当时称为“国术”。他在教习“国术”之前，总要先口念一偈：“练武之道，皆为防身，振我华宗，保我国民。起安徽球磨洗砂机！”

“国术”这一名称，把中华武术和东洋柔道、西洋拳击明显地区别开来。父亲的师傅和流派我们不得而知，但从他念念不忘的“武德”中，可以体会出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内涵。他常对我说：“学习国术，大的是为了保国安民，为国效力；小的是为了健身、防身，锻炼意志和毅力。切不可学武后恃强逞能、打架斗殴，更不能以此欺凌别人。”

我牢记父亲的教诲，在家时一有空就学武，但到外面从不以武艺向人炫耀，也不与人比试，当然更不去惹事。父亲教我的主要是“四门拳”，这是南拳中的一派。他还教我学气功和使单刀。我也学会了几招点穴，但从未用来对付别人。父亲的双钩，我也试着想学学，但是没有学会。我练的很刻苦。有一次，我独自在家中的桌子上练倒立，不小心摔在地上，脑袋撞击地面，竟缩到脖子里，顿时疼痛万分，头颈肿成个倭瓜。正当家里人手忙脚乱、无计可施时，父亲回来了。他把我倒吊起来，用力把我的头往下拔，按摩了几下，再敷上他自制的特效药，很快消肿，过了几天就痊愈了。

说起特效药，记得父亲曾传授给我一些偏方，如治感冒的“卧龙丹”，是用冰片、麝香、白芷等几味中药各按一定比例配制而成。有一种虫，在麻油中浸泡半年，这油就可以治疖子。他还教我如何吃蝎子来减轻伤痛、强壮身体。

我从小多病，但学武术后，体格健壮了。后来，参加了红军后、特别是在长征中，环境那样艰苦，战斗那样激烈、频繁，我都挺了过来，而且身体越来越结实；在战斗中，有时与敌人肉搏，能连续杀伤多个敌人，有时徒手俘获敌人；这些显然应该归功于自幼习武。

除了练武外，洗砂台还是地下党团组织召集会议、开展活动的好场所。在这里秘密集会不用派“眼线”（即放哨）。每逢开会，乔生舅舅总是让我守在入口处，等人员到齐后，只要用一块大铁皮把那道“九曲回肠”的入口处盖上，就万事大吉了。

在这段时期内，矿上的斗争形势开始恶化。反动派对工人运动恨之入骨，千方百计地要把它扼杀在摇篮之中。工人俱乐部从成立的那天起，就不断遭到特务和军警的袭扰。特别是在一九二三年冬，当俱乐部成立一周年时，矿当局加紧了对它的镇压和破坏。当时湖南省“主席”赵恒惕派了他的心腹宾步程来任水口山矿局局长。这个家伙是个镇压工人运动的老手，一九二二年曾为赵恒惕策划杀害了黄爱和庞人铨同志。他于十一月二十五日到水口山，第二天就从衡阳调来一连军队。第三天，也即俱乐部成立周年纪念日，他一方面派该连长来俱乐部，无理要求在俱乐部驻军；一方面派兵冲击俱乐部。在此紧急关头，蒋先云和各支部负责人立即开会决定，马上举行罢工，保卫工人俱乐部。“喴子”一声长鸣，工人们从四面八方迅速聚拢来，守卫在俱乐部门口。乔生舅舅则带着纠察队员，占据附近的山头，警惕地注视着敌人。

在工人们“俱乐部是我们的命根子”、“坚决保卫俱乐部”的口号声中，敌人的枪声响了。罪恶的子弹夺去了矿工康年如年青的生命，还有几个工人也受了伤。蒋先云为了避免更大牺牲，命令撤离俱乐部，于是，敌人占领了俱乐部。

事先，蒋先云已把一些重要文件，包括党团员、俱乐部负责人、工人积极分子等名单，交给了朱舜华同志。她在乔生舅舅的协助下，把这些文件埋藏在工人子弟学校后面的山上。

敌人到处搜查俱乐部负责人。他们在工人子弟学校抓住了朱舜华，逼迫她交出俱乐部负责人和积极分子的名单。她说：“没有别的名单，只有这一份。”敌军官把“这一份”拿来一看，却是一本子弟学校的学生名册。恼怒的敌人抡起枪托，把怀孕的朱舜华打倒在地，还在她肚子上狠狠地踩了几脚。胎儿被踩死肚内。朱舜华昏了过去。残暴的敌人觉得还不解恨，又踢了她两脚，才狞笑着离去。

乔生舅舅听到朱舜华被毒打的消息，立即带领几个工人赶来，把她抬到我家。我母亲连忙熬了姜汤，给她灌下去。等她苏醒后，蒋先云又命令把她转移到离矿比较远的老工人家里，并请了医生抢救。

为了反击敌人的进攻，也为了替在保卫俱乐部的斗争中牺牲的工友报仇，当天下午，蒋先云和乔生舅舅等带领工人包围了矿局。晚上，乔生舅舅在全体纠察队员会议上，部署了他和蒋先云等拟定的斗争方案。会后，他带领纠察队员把康年如的遗体抬到矿局办公室，同时，几千工人再次包围矿局。我们洗砂台的工人们，挥舞着各种工具，站在队伍的前面。

乔生舅舅代表全体工人向局长宾步程递交了“矿局出告示保卫工人俱乐部，抚恤死伤工人，即日撤退军队，惩办凶犯及统率长官，发清欠薪，全体工人增加工资一次，罢工期内照给工资”等九条条件，要他签字。宾步程慑于工人运动的威势，被迫在条款上签了字，但是，暗中向衡阳请求增派军队。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