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吉生机械制砂机的简单介绍

二、治水工程

（一）洪水危害

文峪河对东社村的危害是很大的。

洪水的威力有多大呢？据村人传说，东社村中城隍庙里的铁铸城隍爷就是不知哪一年西冶河发大水冲下来的，漂到截岔地区后河面开阔，停滞不前，心仪东社，便长期驻扎下来。

洪水的危害有多大呢？民国二十一年（1932）秋的连绵大雨，淹了西社村，漂了东社村解士魁磨房，更重要的是作为商业重镇的东社由于文峪河水的河水泛滥，使得桥梁冲垮、交通中断，阻隔了与平川地区的交通联系，当时主要道路（官道）是从沿河谷出去到开栅镇的，货物、日常用品等上不来下不去，人民日常生活到严重影响，买卖字号家更是心急如焚。

　　面对如此状况，当时的东社村村长张福、副村长张树林、解正通动员各商家，于1933年集资拓宽建设了从龙尾沟到文水县北峪口村的一条沿边山半腰蜿蜒的道路，当地人称其为“碥儿”。

　　碥儿，特指在有坡度的崖壁上削坡铲石筑成的土石路提供给行人、物资运输的通道。

别看这碥儿只有80厘米左右宽，但长度接近8公里，当时运输货物全靠驴骡驮运、人担肩扛，这条小路基本解决了洪水季节货物的交通运输问题。

作为纪念，当年在东社村东龙尾沟立了碑，碑文由晚清秀才杨仪亭老先生撰写，可惜的是，文化大革命初被东社中学学生捣毁。

　　1959年8月，文峪河上游普降大雨，河水暴涨，桥梁被漂，交通中断。东社村张彩霞（女）那年考上北京大学生物系，住在西社村姐姐家。父亲张子杰接到录取通知书后从东社村出发，沿碥儿经黄崖、北峪口绕道开栅镇十二眼桥，再经崖底、南堡、曲里、塔上、阳湾村抵达西社村，才将通知书送到女儿手中，绕了大大的一个弯，东社到西社距离才1.7公里，张子杰居然绕道24公里，走了近一白天。

　　1977年阴雨连绵，文峪河水库库区水量猛增，库水上游到达东社村边，稻田被淹，粮食减产严重，连龙尾沟枣儿都是驾船打捡。那年的小麦长在地里边就生了芽，村民们分到数量很少的小麦，擀面都不能吃，只能烧黑面火烧（饼子）。

　　作为农民来说，最心疼的还是文峪河洪水对土地的危害，那可是他们的命根子呀，特别是对于人多地少、寸土寸金的东社人来说尤甚，他们称其旱涝保收的水浇地为“刮金板”，在清朝和民国期间，当地种植的“大烟土”是远近闻名的“交土“。

但就是这些土地，每当洪水来袭，便会遭到无情的冲刷、切割。据老人们回忆，现在的上楞地起码在现状以外100米左右，这都是被洪水拉的。文峪河发特大洪水时，河水直戳到高岭山脚底，眼看的上楞地“忽拍忽拍”地被冲上走了，那真叫个痛心疾首啊。

　　那怎么办？古代人们生产力低下，经济困难，组织松散，防御能力较差，只能砌筑一些简陋的堤坝（拌稍河卵石坝），基本上是听天由命，任水宰割。何况河流流向非此即彼，此消彼涨，漂向对岸时，塔上村为了自身安全，便要进行阻拦和干扰，隔阂不断，矛盾渐增，甚至发生械斗。

　　东社村和大岩头村多年矛盾是因为西冶河古渠用水的多少和时序，而和塔上村的长期争斗在于堤坝修筑而引起的洪水流向和土地损毁。

就和村民们说的一样，和塔上村的争斗，东社村常常处于下风。上世纪民国二十年（1931）左右，当时的村干部解正喜就因为打堰让绑得塔上过。

　　唯一占上风的一次是在民国二十八年（1939），当时文水县抗日政府在东社驻扎（县长为顾永田），那年大雨滂沱，洪水猛涨，东社村长武高奎带领村民到塔上沟口打堰。塔上村顾及自身利益，村长翟贞固（大舍儿）带人阻拦，并掏出手榴弹扬言：东社家要是敢继续打坝，我把手榴弹给你们扔过去！县政府得知后，迅速将大舍儿捆到县政府（当铺院）对面，吊在了魏拴安家阶门上，制止了这场纠纷，使坝堰工程得以顺利进行。

由于塔上村小，经济力量有限，直到解放后，才在文峪河南岸塔上沟口建起了固定的鱼翅挡水坝，以阻挡东社坝堤逼过去的洪水。

　　（二）顺水大坝

尽管文峪河暴涨暴落，流急沙大，河道迁徙无常，沿河两岸尽遭其害，显示出人在大自然面前的渺小，但是为了求得生存，东社村人民同洪水灾害进行了年复一年的艰苦斗争。除五村堰外，在下游的文峪河北岸构筑了不少的防洪堤坝，但也是屡建屡冲，屡修屡毁，屡断屡接，屡损屡续，几经沧桑，就在这建与毁的斗争中，人类的力量不断壮大，防御能力逐渐增强。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大跃进”建设水利工程的热潮，1959年的特大洪水灾害又促进了文峪河、横山水库工程的迅速上马，横山水库的建成，有效地控制了西冶河洪水的下泄，从此截岔地区再无特大的洪灾，河滩地也逐渐扩展为农田。

　　1960年我村新建上磨房，1964年又建起下磨房，整个60年代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村民便在河滩里围堰淤地，种大麦、土豆、豆类、甜菜等农作物，期间，闫保辉、张宝柱等试种水稻获得成功，极大地焕发了东社村民开发河滩地的热情。磨房要筑坝引水，还要防止引来水患，水稻等农作物要灌溉，要保障农业生产和水力磨房等发挥效益，就要加强对文峪河的治理。

　　60年代初，东社村开始陆续在河边打堰，当时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那里关键打那里。1966年朱玉森任东社公社革委会主任初期，经各村调查后，结合截岔地区人多地少的实际情况，搞出个十年规划，在以粮为纲的时代，提出了控制河流，向河滩要地的设想。但很快文革开始，此计划无法付诸实施。1968年后，国家有了少许投资，东社村在石德则代理书记期间亦开始在河滩打坝，但打的都是一段一段的圪节节坝，堤坝标准较低，形不成整体效益。

　　几经沧桑，历史终于迎来了东社村水利建设突飞猛进的大好时期。

1969年下半年，交城县武斗停止，县革命委员会成立，政治局势趋向稳定，经济生产步入正规。1970年，交城县开展了“一打三反”运动，同时整党建党，恢复了各级基层组织。1970年3月、1971年2月，东社村成立了以张添亮为主任和书记的革命委员会和党支部，也是在1971年东社村从1962年开始实行长达十年之久的小队核算制度改变为大队统一核算，各小队成为生产管理单位，农村割资本主义尾巴，名曰“一刀切”，自留地和河滩地全归大队，集体力量凸显。1970年8月，山西省革委会作出《关于进一步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的决议》之后，农业学大寨运动再掀高潮。1971年5月，截岔地区划归文水县，1972年春文水展开了治理文峪河“百里滩”工程，全面规划，统一布署和建设。1970年初，文峪河水库赔偿东社村水库淹没道路款10.5万元，又为东社村提供了经济支撑等。

　　在这样的有利背景下，东社村老中青相结合、充满朝气的党支部和革委会领导班子，审时度势，抓住了这个绝好的机遇，结合东社村实际，本着发挥集体所有制优越性，发扬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从改变农业生产条件入手，1971年，提出和制定了“向河滩要地，向山村要粮，为完成明年亩产1208斤、总产58万斤而奋斗！”的口号和目标。“向山村要粮”即开发苍尔会刘家璋庄子；“向河滩要地”，就是在河滩打坝800米，淤地新造稻田200亩。

　　在此宏伟目标的激励下，村党支部、革委会及早谋划选址、精心组织和部署， 全村人民齐心协力，一场轰轰烈烈的“向河滩要地”的战斗打响了，青壮年劳力热血沸腾，纷纷加入治滩大军，开启了他们那一段前所未有、激情燃烧的岁月。

　　“向河滩要地”首要的、最关键的工程便是顺文峪河北岸800米护村大坝的建设。因为只有治住洪水冲刷，里侧的淤地才有安全保障。而要完成此项工作，先要开山、二要运输、三要筑坝，对于当时的东社村来说，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

整个工程由支部书记兼革委会主任张添亮同志总负责，并以身作则，常年蹲点筑坝工地现场，其它班子干部常年奋战在各自岗位上。然后从各小队抽调青壮年劳力，除夏、秋收外，常年坚持打坝，不分酷暑寒冬。

　　打坝工程从1971年秋开始，当时在阳湾口工地用席棚搭起了擂台，贴标语，插红旗，是为指挥部。1972年达到高潮，1973、1974年扫尾。先从阳湾道东社界开始往下游打，中间返回打阳湾口上游协商段，后又折回来继续向下游龙尾沟口延伸，一鼓作气，全部完成。

整个工程分成了三个分项，一组开山，一组运输，一组垒坝。三个组各尽其责，分工协作，心往一处想，尽往一处使，“天时、地利、人和”俱备，良好的工作环境促进了工程的顺利进行。

　　1、 开山采石

采石场主要设在本村村东龙尾沟口，也在营房上、和尚沟、瓦场沟等短暂开过，采取的为卧龙山上的三叠系砂页岩，方法为先凿眼、装药、放炮，然后人工撬石、破石等，达到能人工装车运输的要求。开山组一般为十几个人，二、三个人打眼、放炮，其余人放石、破石等。

炮眼为人工用钢钎、八宝锤开凿，一般都选择在石头夹缝中，眼宽0.6－1.0米，深2－3米，放炸药20－30斤，出口处用胶泥密封捣实。因卧龙山均为砂石，风化较严重，放太多炸药便会将石头炸成碎块，达不到砌坝要求。

　　开山所用材料雷管和导火索需购买，当时雷管为山西壶关县的产品，1根0.1元，1盒100根。炸药为人工土法炼制，那时候已经不是黑火药了，而是用硝铵即化肥和谷糠在炒锅里分别炒熟后碾烂拌制的所谓黄色炸药。

按大队当时规定，采每立方米石头大队提供一斤土炸药，但这也很不确定，有运气成分，有用30斤炸药开下500立方米石头的辉煌，也有用90斤炸药炸下50立方米石头的黯淡。

　　当时开山采石由武如耀（春虎儿）负责。挑选村内精兵强将，当时炮工主要有武如耀、张林虎、张玉楼、二圪牛（张国本儿）、吕保儿等。

硝烟过后，人们要将炸开的石头用铁棍撬下山底存石场，太大的石头要放焖炮再炸碎，较大的石头用铁锲（qiè）子破开，我村张治斌是这方面的能手。那时开山破石使用的铁制工具都是由本村铁匠加工。

　　即使就是这样的劳动条件，土法开采、土法施工、粗放管理，但三年施工过程并没有发生过一起瞎炮、落石、坝塌、坠落等事故。

开始时，开山采石是打日工的，后来经过量方试验，确定了采石定额，开一方石头给工分十分。炮工因有技术，危险系数高，劳动强度大，所以工分挣得比较高些。

　　2、平车运输

开山打下石头后，要运输石头到垒坝工地现场，当时最先进的运输工具就是胶带平车。那时有平车的人家不多，因为经济困难，购一辆平车需100多元，对于一般家庭来说也很吃力。

1971年底工程开始时，平车只有七、八辆（吕庆中、郝立胜、闫吉生、张进义、吕仙山、吕保儿、吕星山、石雨成、等），而到了第二年打堰高峰时，拉石头的平车猛增到三十多辆，这是什么原因呢？最根本的原因是随着工程的大规模开展，石头需要量加大，运输力量跟不上，大队实行了定额包干制度，调动了社员劳动积极性，只要肯吃苦，购平车搞运输能挣到较高工分。

　　拉平车运输根据距离长短大队统一规定为一趟2－5分工，每车重量不低于550斤（砂岩比重为一立方米2500公斤即5000斤左右），每天能挣1.5－3个工分。平车拉石重量必须保证，张贵东负责用大秤抽查验收，不够规定重量要扣除这车的工分，达到要求者一车发一牌计数。

从龙尾沟采石场到上磨房、阳湾道、塔上口都是上足足路（上坡路），拉平车者，有的力气大，单独拉；有的力气小，拉不动的，上坡时需婆姨小孩帮忙推车。

这800米大坝就是凭这些小平车，一步一步从龙尾沟拉到河滩的，一回回、一条条路上流下的是他们艰辛的汗水。

　　3、人工扛石

当时交通不便，平车只能将石头拉运到离打坝处较近的地方，远近不等，刚开始时石头只能卸到上磨房（磨房渠小道儿走不开平车），阳湾地只能拉到马楞上。卸下后，就需要人工搬运，用人的双肩来扛或抬，距离远的话大石头还得接力传递，一段100米。这是一个十分艰苦的工作，也是一个磨炼人的场所。郝立胜、郝润民、解七保、解灯云、解根牛、王来大、王石大、王秉廉、张来根、杜修全、吕保儿、解德勇、褚必达、米京生等，都能扛400斤以上的石头，最有力气的要数郝立胜，人们都叫他小名跳儿。

郝立胜能挠（扛）动500多斤重的石头，相当于一平车石头的重量，他挠过来的大石头一般没人敢接，只能砍（扔）下，歇息后自己再扛。当时连在西社打洞的部队士兵都给他竖起大拇指，并问他供应多少粮呢？曾经有一次他找的石头放在圪缠只的平车上，竟将平车压塌。

　　那时候，年轻人干劲大，热情高，有时候还比赛看谁扛的石头重。

扛石头是打日工，有的大石头干部们在其上划个圈圈，二厘工、三厘工的，谁扛工分加给谁，这是另外增加的，也算定额吧。

后来随着工地道路的完善，平车基本能将石头运输到砌坝工地现场，人工扛石头劳动强度便减轻了很多。

　　4、 砌坝打堰

最后的工序便是由张添亮书记坐阵的垒堰（砌坝）工作，由十几个能工巧匠组成。砌坝劳力为打日工，大师傅有解德增、张向玉、张全义（合义）、解如在（海金子）等，工分略多一些。

以前，限于经济力量的不足，筑坝多采用河卵石为主加拌稍的简陋方法，即一层石头、一层拌稍叠加的砌筑方式。石头为从河滩附近捡来的河卵石，大小不一，表面圆润光滑，不利于相互咬接，拌稍即山上的低矮灌木或麦圪渣（麦秸）、稻秸等。砌筑的坝体孔隙率高，结构松散，稳定性差，故强度低，抗冲刷能力有限，经不起较大洪水的考验，屡建屡毁。

　　为了提高堤坝的强度和稳定性，这一次由传统的拌梢坝改进为片石干砌（无石灰、水泥砂浆等粘结材料），因为片石块体积较大，表面比河卵石平整，有棱角，容易错缝搭接，受力均匀，整体性好，施工质量易于保证。而且坝堰的断面也增加了不少。

　　当时的干砌石坝断面为梯形，顶宽3米，底宽4－6米，高约3米。大坝从阳湾地北一直延伸到龙尾沟口，共约1800米，其中从阳湾地北即坝头至塔上路口（即新建大桥）段750米，从塔上路口至龙尾沟口即坝尾段1050米，纵坡约为0.7%。

顺水石坝的基础都在河滩中，一般挖1－2米深的基槽，最深处为上游坝头段，有河水处便不下挖直接起堰。

　　坝体每隔一段（约50米左右）或在重要的节点上便要建一村人称的圪凸（暗礁），在此处基础要加深，断面要加宽，石头要加大，石灰要加多，此圪凸位置在迎水面，顶部突出河滩面30－50厘米，增加坝体的整体性和刚度，防止洪水掏空坝基础发生垮坝事故，也有原来鱼翅坝往对面逼水的嫌疑。

　　在施工过程中，还发生了一个和阳湾村有关的故事。

当初规划文峪河两岸相邻村庄同时筑坝，但由于阳湾村小，经济能力有限，无法筑坝。正好在东社村阳湾口地界和西社村地界中间马楞下有一些阳湾村的河滩荒地，为了保证大坝的连续和完整，经过两村商议、公社协调，张贵东又出面周旋，阳湾村将其一部分河滩地友好赠给了东社村，这样就使大坝上延，坝内荒滩淤地后变成了稻田。

　　从此，阳湾村人有了说法，说原来的支书赖小儿把自家村的土地给了东社村，是败家子。但一分为二地说，当时如果不修坝，阳湾村荒滩地也无收益，更无稻田一说，况且阳湾村后来也沾了大坝的光，其内侧剩余的20多亩土地也种植了水稻，其实是双方互利互惠、相得益彰的好事情。

　　东社村干部群众经过三个冬春的艰苦奋斗，到1973年底、1974年初一条长1800米的大坝，像巨龙一样盘踞在文峪河畔，长度由原来计划的800米大坝增加了1000米。

后来大队又从青沿林场购回树苗，大坝内侧、磨房渠两岸都植上了钻天杨树，两条绿带绕坝渠飘逸萦绕。

　　顺水大坝锁住了黄龙，固定了河床。它将河床束窄，在坝内行洪，在坝外宽阔的河滩上淤垫田地，硬生生地把荒滩变成了良田，创造了上世纪七十年代东社村的200多亩集中连片、平坦舒展的稻田，成为交城山上的“江南”。

为了修筑这条雄伟的大坝，东社村人民共消耗炸药约11000 公斤，动运土石方约43000立方米，其中石方22000立方米。

　　难以想象、难以忘怀的东社村人硬是靠着一双双手、一对对肩膀、一身身汗水、一根根钢钎、一头头铁锤，一包包土炸药、一辆辆小平车，凭着自己的血肉之躯，用一块块石头，在文峪河北岸逶迤出一条来之不易的人工大坝。每块石料上都凝结着的他们的心血和智慧。

　　就像有的村民说的：“外（那）时候吃不上，喝不上，穿不上，长来（反正）把坝打起来了。”对于它，东社村民永远有说不完的话题。

确实在当时，群众生活十分清贫，他们肚中并不饱满，一家人动弹（劳动）一年，才能勉强把口粮领回来。但就在这样的处境中，不容怀疑的是，他们凭着改变自己命运的勇气和热情，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吃苦耐劳的精神，每天汗流浃背，辛勤劳作，终于劈开了卧龙山，重塑了文峪河。

　　重温这段史无前例、感人至深的奇迹，它告诉我们：不甘心受自然摆布的人，即使在贫困疲乏之中，仍然是可以有所作为的，甚至可以发起改变命运的决战。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造就一方水土，生存环境可以决定人的命运，然而人可以创造时代，大自然永远厚爱那些为命运而战的人们。同时也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它可以集中力量办很多大事。

随着时代的变迁，顺水大坝经历了河漫、冲塌、加固、补修等过程，主要为阳湾、塔上段，还有下游一部分坝体因挖沙等原因影踪全无。

　　1989年、1992年、1996年均发生过洪水冲塌河坝的事故，水利局补助投资，村民出义务工等方式重修，砌筑长度分别为186米、60米、140米。

从现状看，顺水大坝阳湾坝首处断面为顶宽2米，高3－4米，为白灰砂浆坝；兴东水泥厂、耀辉沙厂段为水泥砂浆坝，顶宽1米，底宽2米；坝体断面逐渐缩小，砌坝质量不断提高，由稍坝——干垒坝——白灰砂浆外表勾缝坝（内部干砌）——白灰砂浆坝——水泥砂浆外表砌筑坝（内部干砌）——水泥砂浆坝在不同的时期渐次发展。有些细节上还作了改进，重要的地方坝基采用钢丝笼固定，坝体用剩余的沥青灌缝（当时村内有小化肥厂）等。

　　历史终将浓墨重彩地写下发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东社人民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为了生存，为了发展，不屈不挠，同舟共济，改天换地，缔造文峪河顺水大坝的一大笔，同时，也将深深地记住东社大队的领头人张添亮同志——当时的党支部书记兼革委会主任，记住领导集体一班人，记住每一位参加此工程的东社人。

　　（三）边山沟道

东社村依山面水，这背靠的山便是卧龙山（光绪八年版《交城县志》上称盘龙山）。据传说和老人们回忆，古时候卧龙山上植被良好，树木茂盛，特别是柏树洒满沟壑，郁郁葱葱，曾有大动物豹子出现，并在东社街上留下了“冯家喜打豹子”的传说。

说不知什么时候，东社街上有一光棍赖皮，名冯家喜。一天，村人在狐神庙沟打死了一只豹子，他闻讯后马上赶到现场，拿起粪叉用力向已躺在地上的豹头刺去，边刺便说：“好淘气的豹子呀！不是我的这一下，还可能要了我的命哩！”。实质是要和人家分份子获利，因为豹皮豹骨等都很值钱。后来村人便用“冯家喜打豹子”这句俗语来形容、比喻那些抢功劳、捞名誉的人和事。

　　后来，随着人口的增加、生活生产的需要、筏运的开展、战争的破坏等，森林砍伐严重，植被破坏，边山边沟的山洪灾害便渐渐成为隐患和威胁。

到上世纪五十年代，那颗仅剩于城隍庙掌半山腰的、据说在祁县某油房油缸中隐约出现能显著提高出油率的“神柏”被砍卖钱修了村公所；六十年代，村人在雨季时还在龙尾沟溪水旁清洗衣裳，后来变得干枯；七十年代初，村民苦于购煤之困，纷纷上山刨取灌木根烧火，使卧龙山上植被雪上加霜，越发稀疏，真是成了荒山秃岭。暴雨来袭，沟水俱下，危害百姓。

　　东社村总面积4872.6亩，其中，卧龙山面积约3480亩，占总面积的70%，接近四分之三。以分水岭为界，北坡流域水流入黄崖沟，南山流域水都从南坡六条沟流向村庄、耕地和河道。

黄崖沟因位于黄崖村南而得名，东社村与黄崖村地界即为黄崖沟沟谷中线。黄崖沟深7公里，走向基本为正北。

　　南坡六条沟道，从西到东分别称狐神庙沟、老爷庙沟、龙尾沟、和尚沟、瓦场沟、埝锥沟。

狐神庙沟因沟前建在狐神庙（孝文庙）而得名。

老爷庙沟因沟前筑有老爷庙（关帝庙）而得名。老爷庙东院边房内墙上嵌有一石碑，碑文已模糊不清，据老人们传言，是清乾隆年间沟内洪水冲毁庙院，村人筑坝而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从槐树底到老爷庙的上学坡路经常被冲成壕沟。

龙尾沟因位于卧龙山尾而得名。

和尚沟名称不知来由。

瓦场沟因沟内原建有瓦场而得名。

埝锥沟原名沿渠沟，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村人因买卖沟内坡地而在旧契约中出现；民国三十年（1941）的地契在还出现过“碾锯沟水地一亩”字样；民国三十三年（1944）又出现过念锯沟。从这些记载看，此沟只是沟名的用字不同，字音相同，实际上应该叫沿渠沟。

　　各条沟的水文资料如长度、沟宽、流域面积、纵坡等数据因现沟中灌木丛生，交通不便，调查未成。待今冬补充完善。

南坡六条沟道总的特点是沟道短、坡降大，来水急，暴涨暴落，主要危害是对房屋和农田的冲刷。对于东社村来说，近代的危害主要来自狐神庙沟、老爷庙沟和龙尾沟，和尚沟、瓦场沟、沿渠沟、黄崖沟的危害不大或无痒。

　　在其本治理完毕文峪河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在农业学大寨“治山治沟”的高潮中，东社村开始了边山边沟的治理。

几年中利用冬季农田基本建设的时间，以队抽人，大队组织，或以小队组织形式，狐神庙沟、老爷庙沟、龙尾沟、和尚沟、瓦场沟中均砌筑了多道匝子（石坝），以便蓄洪淤泥，减轻危害。还在狐神庙沟、龙尾沟、瓦场沟杨家坡地修田造地、种植果树和成材树等，水土保持工作成效显著，此后再未有大的边山沟水灾害发生。

　　龙尾沟坡地治理从1970年开始的，全村劳力参加铲地楞平整地，将沟内的30多亩黄土坡地变成了小块梯田。粮食以谷子、豆类、玉米、高粱为主。1975年，大队成立青年队，将全村坡地全部收回归其管理，除农田管理外，还大力担水上山，植树造林。两三年时间内，种植油籽树60余株，苹果树80余株，柿子树100余株，梨树近300株，核桃树100余株，将龙尾沟变成了花果山，粮食产量达16000多斤。

　　六、七十年代村里还组织在卧龙山上撒播树籽，种植山桃山杏等灌木，收获些许成果。到开春的时候，山坡上的山杏花开放也较壮观。特别是2003年开始退耕还林、封山禁牧后，近年来灌木丛生，植被恢复，呈现了良好的生态发展势头，从生物措施上防治了水土流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