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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湖，是块风水宝地，人杰地灵，自古名人辈出。这些，按古代风水玄学说，自然离不开走穴正位的宗祠影响。

走进湘湖，我想最吸引人眼球的就是这座建筑风格独特的刘氏宗祠了。湘湖刘氏宗祠，它坐落于湖中心，2005年被省有关部门命名为“八闽名祠”，1983年被武平县确认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它始建于明朝永乐年间（1403～1424），清康熙六年（1667）、宣统二年（1910）重修。2003年，经村民再次修缮，如今的刘氏宗祠更是建筑辉煌，它由门楼、正厅和两组厢房组成。它坐西北向东南，背靠青山，面向小溪和古民居，占地面积500多平方米。整座建筑单进廊院式，石砌门楼，平面呈八字形，四柱三间三楼式。细看祠堂大门门楼四层，石斗造型，如意拱下挑龙凤状，单檐悬山式加两坯，屋檐为石构框架，门顶额挂直书“恩荣”楷体樟木匾，嵌有石刻直书“进士”字体匾，饰有3个门簪。花岗岩大门框，上有石刻对联为“藻采高翔文传鸣凤；湖山青淑居号蟠龙”，此联相传是汀州知府题赠(具体姓名、年代无考)，此联中的“藻采高翔”含义是指独特的门楼造型；“湖山青淑”喻指祠里周围的人文地理环境。左右厢门对联内容均为“瓜瓞义门昌世族，柏台仁里冠平川”，相传此联是清光绪知事何近洙撰写的(具体年代无考)。石大门前立有一根七八米高石柱子，我估计在古代是拴马用的，到今天是供族人春节或喜庆喜事贴对联挂彩旗用的。走进祠内，红漆柱子错落有致，大小匾额依次高悬，名人墨迹清晰可见。细看厅堂属歇山顶抬梁穿斗式结构，墙壁开有长扇花窗，天井饰有卵石铺砌的花纹图案。宗祠大厅，虽非气势恢宏的高大建筑，室内亦无豪华物品摆设，只是用白石灰粉刷与密密层层的灰黑屋瓦，形成强烈反差，却显得古朴、典雅。上大厅左右墙壁上书“忠孝”、“廉节”四个大字，笔力遒劲，疑出自名家之手。厅正中有石刻横楷书“浩封山西按察司金事刘德川”碑，厅堂上中悬挂“谨身节用”石刻颜体横书大字，单字面每字约0.4平方米，左旁署“光第”字样。这也是史称“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刘光第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回湘湖寻根访祖时为当地“同顺昌”店老板刘志通题写的，后来由刘志通将此题词用石刻成横额嵌在厅堂上中。厅中左右对称檐柱上也是刘光第的撰联并手书:“赤麋引避安全众，绣豸褒荣积累深”。纵观祠内对联、封号、题匾相互照应，相得益彰，蕴含浓郁的文化气息，也彰显了客家人的为人准则和理想追求，这些并长年累月濡染着人们。

刘氏宗祠，古朴典雅，巍峨壮观，近处触摸宗祠，古色古香，厚重底韵。它与六世祖的伯初、伯盛、伯达、伯英四支祠，构成了湘湖明代古建筑群。祠内曾挂有大小牌匾四五十块，宗祠和支祠门前，原本也各有石桅杆数对，只是历尽沧桑，这些宝贵的遗产在“文革”时被毁，今天看见的仅存残件，只有牌匾十余件，甚为可惜。

说到刘氏宗祠，自然离不开刘氏开祖之人。宋朝遗民之后的刘氏开基始祖刘三郎，号二夫，刘三郎由福建长汀刘屋坑迁出，其父为通海公，由先祖从江西瑞金沙塘迁福建长汀蔡坊，再迁居刘屋坑，最后迁到武平湘湖，就是今天刘氏宗祠所在地，迁来此避元隐居。后面便有了兴建祖祠，相传该祠原计划建在现祠址后山坡的“龙穴”上，堪舆先生断言此处是风水宝地，在此建祠，刘家肯定人才辈出。但刚动工兴建时，因木匠师傅的蜚语道破了天机，坏了兆头，只好改建在德川公三子、仅传了两代的伯聪圮毁的旧屋基上，乾山巽向，背靠青山面向溪流。

这里还是风水宝地，刘氏建祠后，名人辈出。走进宗祠内厅，正中有碑，石刻横楷书“浩封山西按察司金事刘德川”，就可知。按:据清朝康熙《武平县志》载，刘金事指明代刘隆，字守庸，号伯盛，二夫公六世孙，永乐二年甲申科进士，曾任南昌府推官、河南道监察御史、浙江巡按御史、山西按察司金事、大理寺卿总督边储。正统元年(1436年)，明英宗封其奉政大夫，并推恩封赠其祖父母、父母官阶，赐予诰命。除了刘隆，还有生于1859年，23岁中举人，24岁中进士，曾任刑部广西司主事，史称“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据《湘湖刘氏族谱》载，明清两朝，从洪武至光绪三年止，湘坑湖获取功名和职事者就有472人。包括了现代革命英烈刘克模，首任共和国空军司令员、国防部原副部长刘亚楼上将皆是此宗祠后裔。

说到刘隆其人：刘隆，字守庸，号伯盛。二夫公第六世孙。明洪武十年（1377年）生于武平县湘店镇湘坑湖。刘隆父刘德川，母谢氏，世代务农。客家人一条正道，唯读唯耕。刘隆幼时入家塾读书，书生惜壮岁韶华，寸阴尺璧； 游子爱良宵光景，一刻千金。他勤奋好学，聪明过人，过目成诵。22岁入县学为邑庠 生。26岁中壬午科举人。永乐二年（1404 年），刘隆赴京应试，登甲申科曾柒榜进士。

“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平步青云，一路飙升。刘隆高中进士后，被任命为江西南昌府推官，他才高八斗，善于断狱。不久调广西太平府。在任期间，他政简刑清，深得四方百姓爱戴和上司赏识，后来晋升为河南道监察御史、钦差巡按浙江监察御史，专事考核吏治。不久，刘隆巡按浙江。时朝廷命太监黄金到青田县催缴捐赋，黄金凭借圣命，横征暴敛，鱼肉百姓。青田县百姓不堪其苦，官逼民反，在潘孟吉带领下，群起反抗，杀死贪官黄金。地方官将案情上奏， 朝廷为之震惊。明成祖朱棣大发雷霆，谓青田县71民犯上作乱，下令屠城，血洗青田。刘隆接旨后，不忍见青田无辜百姓惨遭屠戮，毅然犯颜直谏，说明黄金暴虐的真相，要求“诛首恶，宥其余”。在刘隆据理劝谏下，明成祖收回成命，避免了一 场残酷屠杀事件，保全了青田县无辜百姓的性命。事后，青田百姓感恩戴德，立碑镌石歌颂刘隆为民请命的壮举。宣宗年间（1426—1435年），刘隆擢升为山西按察司佥事，分领各道。时山西因灾荒连年，以致边粮不足。刘隆根据丰歉贫富，适时劝征，充实边粮。正统年间 (1436年)，明英宗朱祈镇即位，晋爵刘隆为奉政大夫，并推恩封赠其祖父母和父母官阶，并赐以诰命。诰轴敕文称：“山西按察司佥事刘隆，发身贤科，典郡刑祛. 入为御史，出佐外台。存历岁年，克效劳贳。兹特进阶奉政大夫，锡之诘命，以示褒嘉。朕方励精化理，深患宪职之不赛：汝其体朕至意，毋众其官，毋私于法，堡吏民畏服，政令得宜，以弼成国家之治： 其往懋哉，以光朕命！”其诰轴至今仍保存在刘氏家族中。不久，刘隆被加升为大理寺卿，总督边储。他设法劝征，使边粮充足。时称“丰棱慈惠，绩著芝田”。晚年刘隆回家乡居闲，颐养天年。

刘隆一生捐俸设置义仓，优恤族人，尊师重教；廷师办学，资助贫寒学子，奖励有功名、有学位之人，世代相传，蔚为风气。乡里咸称其盛德。朝廷特准在武平县城衙门前建 “风宪坊”，以示旌表（已毁)。为扬其功德，《武平县志》首列其传。刘隆于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在家病逝，终年73岁，葬于湘店乡店下村吴潭东坑口赤土岗猴狲地。该墓建于明正统十四年，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重修： 占地面积约100平方米，坐北朝南，平面 呈“风”字形，墓丘用河卵石叠砌，龟背形坟顶前立墓碑，高1.02米，宽0.65米，正中刻楷书“明进士任山西督察院加升大理寺卿总督边储刘公讳隆字伯盛号守庸原 配夫人罗氏合墓。两旁石墙上刻“大清癸 已季冬月吉旦”、“三房嗣孙重修”。墓前为半圆形墓坪，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现保存完好。

光绪年间，刘族嗣孙、清刑部主事，“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 回湘坑湖省亲祭祖，还撰联记述刘隆政绩，其中一联云：“义仓仿义田，变通范氏遗规, 惜泚笔，无钱公辅作记；暴民戕暴官，感动文皇纳谏，赖抗章，奏潘孟吉等书。”

刘光第又是谁呢？

刘光第（1859～1898年），字裴村，四川省自贡市富顺县人，祖籍福建武平湘湖，他是“戊戌六君子”之一，是清末维新派的著名爱国诗人。

　　刘光第幼年时，父死家贫，母亲王氏在艰难竭蹶中，咬牙送子读书。虽然家里穷得每天只能买三文钱豆渣作菜，但她仍对刘光第督学极严，刘光第亦发愤读书，往往是三更回家，鸡鸣即起。光绪六年（1880年），二十一岁的刘光第参加县考，为案首（童子试第一名），得到县官陈锡囹的赏识和帮助，得以继续攻读，游学于成都锦江书院。二十三岁中举人，二十四岁中进士，授刑部广西司主事。

　　刘光第在刑部供职达十余年。此间，他在北京南西门外修复了一座废圃和几间旧合作为寓所。那里风景诱人，屋外柳树下有一醴泉，泉水清澈如珠，蜂蝶翩翩而至，环境十分幽静。刘光第居此期间，除上班例行公事外，不交往权贵，不应酬筵席，常是闭门读书，埋头著作。在刑部任职十多年，京中知道他的人还很少。当时刑部受贿成风，刘光第却从不接受，而且办事十分谨慎，一丝不苟。一次，刑部司寇因受贿某案．要他“枉法之”，遭到拒绝，因而得罪了上司，失去升官的机缘。这使刘光第看清了朝政的腐朽。

　　当时，由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疯狂入侵，中国正一步一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刘光第有一颗赤子之心，爱国的激情时时在他胸中翻滚奔流。当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后，刘光第关注着战局的发展，但传来的却是一个个清军战败的消息。刘光第激动了，要L书皇帝，贡献扭转战局、夺取胜利的方略。他明知自己位卑职低，上书言事于法不允，但“缕缕愚忱，不能自已”。他奋笔写出内容很丰富的《甲午条陈》，抨击时弊，力主改革。除了要求“严明赏罚”、‘下诏罪己”、“隆重武备’之外，还尖锐地指出：“自古政出多门，鲜有成事，权当归陛，乃得专图。”即要光绪帝不让慈禧于政，自己掌握权力搞好国家。他的上司见到这文字，吓得魂飞魄散，根本不敢代奏，还申斥他说：讲这种话，轻一点讲是“标新希进”，要充军；重一点讲是离间两宫，挑拨帝后母子关系，要就地杀头的。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二月，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变法维新运动，经过两年多的酝酿逐渐走向高潮。康有为发起成为以救亡图存为宗旨的“保国会”，刘光第偕同友人杨锐等欣然前往参加。四月十三日（6月11日），光绪帝在维新派的推动下，下诏“明定国是”，命康有为参赞新政，开始变法。七月，湖南巡抚陈宝箴以“器识宏远，廉正有为”，向光绪帝保荐刘光第。在召见时，刘光第向光绪帝力陈“国势艰危，与中外积弊，非力矫冗滥，无以图治”的变法主张，对论详直，为光绪帝所赏识。次日，光绪帝授予刘光第四品卿衔，军机章京行走，与谭嗣同、杨锐、林旭合称“军机四卿”，参与维新新政，总揽朝廷的纳谏大权。这时的军机处，实际上成了变法维新的参谋部。当时光绪帝变法之心甚切，下诏求言，广开言路。因此，每日上奏的条陈多达数百起。刘光第与谭嗣同同值一班，整日批阅奏文，拟出处理意见呈光绪帝裁夺。在维新派的辅佐下，光绪帝颁布了“裁官、汰冗、节费、练兵、改科举之举，弛八旗之禁”等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教育诸方面一系列诏书，以“决去雍弊”，使得“民心大振”。

　　维新变法触犯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利益，朝廷内部斗争加剧。刘光第目睹“国脉一丝悬鬼手”的朝局，深感“亲贵握权，母后掣时”的严重性。他一方面憎恨以慈禧为首的守旧势力，欲摆脱“当关老虎”，希望变法尽早获得成功；一方面又想在激烈的政治漩涡中洁身自好。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就曾谈到由于自己居官清廉，不接受官场风行的“炭别’一类贿赂，而在争权夺利的朝廷中处境困难的事。他说，军机处官员每年可分银五百两（贪婪者远不止此），而他不愿分一文，往年倒赔之数尚小，现在“每年须于赔五百金”。又谈到在为军机处领班的亲王做寿时，同僚们都去祝贺，惟他不往。他早有“罢去返乡井”的打算，只是苦于无钱，而“现在皇上奋发有为，改图百度”，变法尚有一线希望，自己又受到信住，因此“急切不忍去耳”。七月二十六日（9月11日），湖南守旧党曾廉给康有为。梁启超罗织了很多罪状，谓之“叛逆”，上书请杀。光绪帝交谭嗣同按条驳斥。谭嗣同表示愿“以百口保康、梁之忠，若曾廉之言属实，臣嗣同请先坐罪”。刘光第在一旁见了，也挺身而出，在谭嗣同的驳语后写上“臣光第亦请先坐罪”。对于这事，梁启超后来专门谈过。他说；“裴村之在京师，闭门谢客，故过从希焉。南海先生则未尝通拜答，但于保国会识一面。而于曾廉之事，裴村以死相救。呜呼，真古之人哉！迸之人哉！”八月初六（9月21日），由于袁世凯的出卖，慈禧太后采取突然袭击，将光绪帝软禁起来，并用皇上的名义发布诏书，开始大肆搜捕和屠杀维新派。王天后，刘光第在军机处被捕入狱。他坚信自己的事业是正义的，神态自若。翌日，在京做官的四川人联名“具疏”，要求释放刘光第、杨锐等人。刑狱因狱词未具，欲审不能，见此着了慌。八月十三日（9月28日），未加审讯，慈禧就下即行处斩之命。刘光第提出强烈抗议：“未讯而诛，何哉？”在去刑场的路上，他叹息说：“吾属死，正气尽！”临刑时，他又一次提出质问：“祖制虽强盗临刑呼冤，当复讯。吾辈纵不足惜，如国体何？如祖制何？”监斩者无言以对。文质彬彬的刘光第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显得异常顽强坚定。刽子手强按他跪下；他崛立不从，“神气冲夷，谵定如平日”。受刑后，头被砍了，身躯还“挺立不化’。围观的群众莫不为之惊心动魄，有的甚至拿出香蜡纸烛为他招魂。

　　刘光第死后，乡人把他的灵枢寄放在莲花庵内，外省来吊唁的人数以百计，京城的吊唁者更多。人们都说“刘君不死”，看到他家十分穷困，纷纷捐款赠物，其中有个不知名的吊唁者，留下银子百两而暗暗离去。当刘光第的灵枢运回四川船过三峡时，沿江人民结队相送，各码头纷纷燃香设供，临江祭奠。沿岸纤夫，自动帮助拉船，有时多达两百余人。由沪州转沱江，到达他的家乡富顺赵化镇，家乡人民家家执香祭奠，人人戴孝痛哭。从全省镑地赶来吊唁的人，络绎不绝。公祭文中有这样的话：“汉唐遗秽，邦国其怀！钡壑能填，白刃已蹈。”意即：慈禧真像日后、武则天那样乱国乱政，杀戮忠良，而为了正气，志士仁人甘愿洒热血抛头颅斗争下去。在那样的时代下，一个小镇的人民能这样自发地为刘光第举行盛大的追悼会，敢说敢言，既是四川近代史上的壮举，也充分表明“刘君不死”。

　　刘光第治学严谨，“醇粹严肃”。为文学昌黎，说理透彻，“气骨森辣”，文笔洗练犀利。他还书法学颜真卿，练得一手好字，“时辈难于抗手”。刘光第自幼喜爱文学，著有《衷圣斋文集》和《衷圣斋诗集》。“衷圣斋”为刘光第自命之名。经后人增补，共收录有包括家传、墓志、游记、杂感等在内的散文54篇，诗歌260首。据说刘光第常常是“积稿逾尺厚”，他自己生前也说“新诗满竹树，未肯与人传”，可知其作品散佚者甚多。刘光第最喜读杜甫、韩愈的诗，也擅长于作诗，其风格在韩、杜之间，题材以咏诵自然风光和感慨时事为多。他热爱故乡。巴蜀的津渡、幽林、古松、寺阁，以及生长在那里的蜻蜓、松鼠、八哥等，都成了他歌咏的对象。他留下的描写号称天下独秀的峨眉山的诗就有四十余首，其中《峨眉最高顶》写道：“白龙地上走轻雷，万瓦如霜日照开。诗客人天争秀骨，神僧埋地结真胎。三秦鸟道衣边接，六诏蛮云杖底来。南北风烟通一气，雪山西望是瑶台。”他漫游过许多地方，在他的眼底，瑰丽的山河就是祖国的化身，而祖国河山，处处使他激动。面对大好河山被帝国主义的侵略所蹂躏，他的心在痛哭。他在《上鲍爵帅春霆时方大修第》诗中写道：“将星耿耿钟夔岳，时局艰难待枕戈。臣子伤心在何处？圆明园外野烟多。”深沉地表达了在祖国危难之际的一颗与祖国同呼共吸的“臣子”之心。他的《梦中凡《遗愤》等诗，既对国外反动派的侵略本性以无情揭露，又对导致祖国倍受凌辱的国内反动势力以诅咒，无不洋溢着他的拳拳爱国之心。

2021-3-17 厦门